6.群眾：組織與改造（第2/4頁）

對蘇區群眾性武裝的作用，毛澤東曾代表蘇維埃中央予以高度肯定：“他們之加入紅軍，他們之保衛地方，他們之襲敵擾敵，在歷次粉碎‘圍剿’的戰鬥中，顯示了他們極其偉大的成績，致使敵人驚為奇跡，成為敵人侵入蘇區的絕大困難。”[245]作為對手方的蔣介石對蘇區的組織狀況也頗為艷羨，他在對屬下的講演中稱贊蘇區：

政治組織和民眾的組織，都很嚴密，尤其是民眾的組織，我們最不及他。匪區的民眾，他們都盡量的組織並武裝起來，成為各種的別動隊，如赤衛隊、慰勞隊、童子團、少年先鋒隊等都是，他們因為組織比較來得普遍而嚴密，所以民眾生活能軍事化，一切行動能夠秘密靈敏。尤其是他的偵探來得很確實、很快速，通訊網遞步哨號炮以及其它種種偵探的標志和手段，統統都能奏效。其實他的偵探和通訊聯絡的方法，譬如放幾個號炮，搖幾下紅旗子，都是極簡單的，但是因為得力於組織的嚴密，卻能格外迅速確實而發生很大的效用，使匪區民眾和他們偽政府匪軍，都能協同一致動作。[246]

蔣介石上文中說到的通訊聯絡方法，康澤曾有詳盡的報告：“偽軍於駐地各村莊設立通訊站，預於兩站之間擇定置訊處所將信筒埋於磚石下叢草中，利用老幼婦女假裝出外工作輾轉傳遞極為敏捷。且不易被人察覺。偽軍偵探多使用老人幼童婦女，活動時各備劃有痕跡之銅幣信件為的號，其攜帶信件常縫入衣褲或折於袖口上。”[247]在當時通訊條件不發達的狀況下，這樣的訊息傳遞方式可謂巧妙，而民眾參與其中，如果沒有精密的組織及發自內心的支持，都是難以想象的。

可以證明蘇區組織嚴密的具體事例不勝枚舉，當時報刊記載蘇區查驗路條的情況：

有一天早晨，我在離於都城不遠的麻油坑地方經過。那時天色才黎明不久，路上行人還很稀少……突然，尖銳的問話傳來：“同志，有路條麽？”我擡頭一看，原來是一位青年女同志。我回答她：“我沒有路條。”“你沒有路條，不準通過；我們要把你扣留起來，送到鄉蘇去。”她一面說，一面前來檢查我。……最後我把介紹信給她看，因為她不認得字，連忙叫男同志來看，一個同志看了還不算，再給第二個同志看，證實了才準我通行。[248]

總的來看，這一套控制體系設計非常嚴密，國民黨方面相關調查談道：“邊匪地方，以五裏一哨，中心區域，則十裏一哨。對於盤查，十分認真，如無匪區縣政府之路條，則行扣留。凡是群眾行動，必須有高級軍事機關護照，方能通行，並於每月終，由縣軍事部派人檢查各區步哨一次，各區軍事部，每十天須派員檢查一次。”[249]“民眾之往來均須有路票始能出入，管束極為嚴密。若開民眾大會即由代表率領前去。”[250]

當然，習久成疲，蘇區步哨虛應故事的情況也不是沒有：

我於3月6號，由博生到太雷做突擊工作，經過一百余裏的路途，不曾見有一個步哨，最後我由太雷縣委於10號出發經日車，到龍崗區的一鄉，才見一個步哨。這個同志在店內問：“同志有介紹信麽？”我即答復：“沒有。”他說：“沒有過不得。”我不去管他，他就坐在凳上，再也不問我了。我走過以後，我到回去問他：“同志你在這裏做什麽？”他答：“放哨呵。”[251]

有意思的是，當時國民黨方面材料對中共組織嚴密度的估計甚至要高於中共本身，這一方面是對對手的重視，另一方面也是對自身缺陷的明確認知；而對中共而言，承認並努力發現自身的不足，正是其繼續改進、提高自身的重要動力。

作為權力結構深入鄉村、社會動員能力空前強大的政權，蘇維埃政權有能力在社會救濟方面發揮比傳統社會更多的作用。蘇區專門成立互濟會，負責展開互助救濟，鄉設委員會，村有負責工作的主任，下再分小組，互濟會成員包括大部分蘇區民眾，每人每月交會費一個銅板。毛澤東在興國長岡鄉的調查記載了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社會救濟狀況：

募捐救濟難民，援助反帝。今年有過二次。一次是七十多個信豐難民到興國城（榔木鄉時），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東北義勇軍（也是榔木鄉時，那時人口二千九百，會員約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數五個銅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數，約占會員百分之六十。五個銅片的，一串的，各只幾人。

（三）鄉裏火燒了房子的，失業工人生病無藥的，募捐救濟。今春一家失火，燒了一間半屋，捐了六串多錢給他。

（四）救濟饑荒。今夏榔木鄉有三四個人餓飯（過去乞丐，現還很窮），請求區互濟會發錢發米救濟，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發了三四次。[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