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燃燒的革命（第4/5頁）

為了管好一個縣，當好這個“家”，我根據自己的特點，依據的是“三勤”，也就是腿勤、手勤、嘴勤。“腿勤”就是經常往下面跑，接觸實際，聯系群眾，發現問題及時處理。無論在省委或縣委工作，我都很少住在機關，靠的是一雙赤腳板走遍各區、鄉、村，和群眾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

“手勤”就是走到哪裏，我就在哪裏拿起鋤頭，挑起扁擔和群眾一起勞動。下田插秧、割禾，上山砍柴，挑水煮飯，喂豬樣樣都幹。群眾把我當成自己人。

……

“嘴勤”就是多宣傳……我從小特別愛唱山歌，閩西群眾也和我們廣東客家人一樣喜歡唱山歌。我就結合形勢、任務編些山歌和群眾一起唱，通過唱山歌提高群眾的階級覺悟。[38]

千百年來習慣了高高在上的統治者的普通民眾，驟然見到這樣的“縣官”，其反應可想而知，而高中級的幹部以身作則，又會對基層幹部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央蘇區幹部的良好口碑就是由此釀成的。正是有這樣一批富有獻身精神的幹部的存在，使中共即使在組織快速膨脹的形勢下，也能保持一個堅強的核心和集中的凝聚力。

雖然中共提拔了一大批工農幹部，但蘇區時期幹部的核心仍然是經過數年革命洗禮、具有堅強信念和革命精神的知識幹部，知識者所具的這種地位，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通例，共產革命也不例外。知識者得風氣之先，革命尤其是共產革命又充滿著理想和浪漫，共產主義的理念對當年知識階層有著無與倫比的吸引力，成為凝聚這一批革命核心的堅強精神力量。不過，共產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保證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在共產革命的話語中意義非同尋常。而知識階層作為一個整體充其量只能作為革命的同路人，因此無論是蘇俄和共產國際，還是本身就出身於知識階層的中共領導人，對於知識階層在革命中的地位都有一種緣於階級分析的擔憂。體現著中共領導人的信仰和熱情，他們對自身曾經隸屬的那個階層多采取無情的批判和檢視態度，雖然多年後的經驗告訴我們，個體乃至階層的理念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並不一定和其社會政治地位發生必然的聯系，但當年的邏輯自有其不可移易的權威。所以，仔細考察中共革命的軌跡，可以發現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知識階層的命運大體類似，區別只在於政策執行中的剛性和柔性而已。

1932年中共中央大批幹部到達中央蘇區後，對知識階層執行偏於剛性的政策，具體而言，就是以排除知識階層幹部為實際結局的“唯成分論”盛行：

在幹部路線上大搞唯成分論，過分強調紅軍領導骨幹必須是無產階級成分，無產階級分子，向各地區各部隊派遣大批“欽差大臣”，去進行所謂“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搞亂了幹部隊伍。當時部隊絕大多數同志是農民出身，而他們卻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問其是否具備幹部條件，只要是無產階級成分的就提拔。[39]

這樣的批評得到了許多當事者回憶的印證，應該不是空穴來風。就連毛澤東當時也忍不住抱怨，一些人對待幹部：“普遍的只講成分，不講工作，只要是出身壞，不管他有怎樣長久的鬥爭歷史，過去與現在怎樣正確執行黨與蘇維埃的路線政策，一律叫做階級異己分子，開除出去了事。”[40]

毛澤東提到的這種現象，在中共中央要求保證黨的無產階級純潔性口號下，確實屢見不鮮。在成分論影響下，蘇區成分高的幹部普遍不被信任，紛紛遭遇被洗刷的命運。勝利縣1932年11月“開除了二十多個同志，開除的原因，大多數是富農分子”。[41]1932年11月至1933年8月，江西樂安洗刷縣、區幹部可確認成分者12人，其中地主、富農11人，貧農只有1人，有4人僅僅是因查田運動中被定為地主成分而遭洗刷，其他的罪名也多是所謂參加勇敢隊、扯布告等。[42]閩浙贛省委報告，經過1932年初的肅反，“黨的幹部已大大的撤換了……全省的知識分子已去十分之九還要多一點”。[43]通過洗刷，知識分子出身幹部數量已經微乎其微，而工人和貧農出身者占到幹部隊伍90%左右，成分和出身主導著幹部的命運。

中央蘇區處於教育文化比較落後的山區，要造就一支文化素質較高的幹部隊伍，在這裏先天就存在較大困難。而在強調成分政策影響下，大批洗刷舊幹部，提拔新幹部後，這一不足表現更為明顯。1933年年中的調查，江西縣一級幹部中，1931～1933年入黨的占到總數的近55%，其中於都、瑞金兩縣“只滿一年或不滿一年黨齡的幹部在兩縣的領導機關中占比較的多數”。這些人中，能寫東西的占37%弱，不能寫的占63%，完全不識字的達到20%。[44]縣一級幹部尚且如此，區、鄉一級更可想見。福建長汀有些區委書記報告工作時，“漲紅了臉，什麽也報告不出”，問他們如何開展工作，“只答復‘我不識字’，‘決議又看不懂’就完了”。[45]不少的笑話也由此產生：“在長汀訓練班上，有一個支部書記，我們問他共產青年團是什麽？答：‘紅軍的鐵軍’。”[46]“許多問題不要說很少人到群眾中去宣傳，連宣傳人員自己也不明白。據說李蔔克內西及盧森堡紀念日，宣傳員去宣傳，群眾問他‘李……盧……在哪裏？’他說：‘在團部’。”[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