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燃燒的革命（第3/5頁）

幹部是中共組織的堅強骨骼。與中共創建、發展過程中知識階層所具領航者地位一樣，贛南、閩西早期黨組織中，地方上一般都是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起著核心作用。1928年12月，江西省委正式委員13人，其中知識分子占到8人，候補委員7人中知識分子占5人。[26]1929年8月，閩西蘇區各縣縣委常委統計成分的共23人，其中知識分子14人，農民7人，工人2人，知識分子占60%。[27]何友良對早期東固蘇區的研究顯示，東固領導群體的20人中，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多達17人。[28]這些知識分子幹部投身革命多出於自身的理性選擇，對主義、革命懷抱信仰，有強烈的獻身精神，為中共實現對地方的控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932年任泰寧溪口區區委書記的鐘國楚回憶，他當時開展工作較好的重要原因是：“有當地幹部，陳家源的支部書記陳國夫，從當時來看他是個知識分子，工作有辦法，還有蔣坊一個知識分子，是團支部書記還是黨支部書記，一時記不清。這兩個同志……是我們工作中的左右手。”[29]

隨著蘇區的發展，蘇區黨員的源流日漸豐富，幹部成分也相應發生變化。1929年6月，江西各縣縣委委員中，知識分子占到60%。[30]1931年10月湘贛蘇區統計，全蘇區縣委一級的幹部共146人，其源流為：產業工人3人，手工業工人28人，苦力工人3人，店員工人3人，雇農10人，貧農64人，中農10人，兵士2人，知識分子20人，其他3人。[31]作為強調無產階級成分的結果，工人、雇農的比例明顯上升，知識分子比例則下降到13.7%。應該說，這兩種成分的比例都超過了其在蘇區中實際人口的比例，前者代表的是中共的階級立場，後者則反映的是知識分子在發起社會革命時難以替代的地位。

作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大規模發展普通工農尤其是工人入黨，提拔他們充實進領導部門，是中共明確自己階級屬性的必然之舉。為此，中共投入相當精力，開辦黨校、舉辦訓練班，提高幹部素質。從1932年中共河西道委一則開辦短訓班的通知，大致可看出中共在這方面的努力：

目前工作日益開展，新區域工作極需幹部工作，因此，道委決定開辦短期訓練班，時間兩禮拜。望即根據下列指示送學生來，至要！

1.送來的學生，必須是現在區一級工作或擔任支部書記的同志，成份要是工人、雇農、貧農，而且要是本地同志，最好稍能識字的。

2.送來的學生必須身體強健，有活動能力和學習精神，能聽黨調動工作，並無反革命派別嫌疑的。[32]

經過中共的努力，一批新幹部迅速成長。1933年5月的統計，江西縣一級幹部中，工人成分占到46%，貧農成分占到44%，其他所有成分只占10%。[33]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835名代表中，源自產業工人者8人，手藝工人244人，苦力工人53人，店員工人12人，雇農122人，貧農303人，中農25人，商人4人，其他64人。[34]工人、雇農、貧苦農民成為幹部的主力。1933年夏中共中央局對江西省16個縣縣一級幹部所作調查顯示，419名幹部中，1927年以前入黨的13人，占3%；1928～1929年入黨的52人，占12%強；1930年入黨的125人，占30%；1931～1932年入黨的190人，占45%；1933年入黨的39人，占10%弱。參加過遊擊戰爭或暴動的185人，占44%；到縣工作之前在支部和區一級工作過的占81%。[35]可以看出，蘇區幹部形成了一個梯級結構，以參加過暴動或遊擊戰爭的幹部為核心，同時大批提拔新生代幹部，實現新老結合、新陳代謝。

中共很注意對幹部的宣傳教育，蘇區時期中共高中級幹部多為懷抱著理想投身革命，有很強的獻身精神，工作作風和思想情操都令人印象深刻。黃克誠回憶，當年他由於不贊成攻打中心城市而被批評為右傾，與同事間發生不少爭論：“我同軍政治委員賀昌一起走，他繼續批判我的右傾機會主義，我不服，就跟他爭論。部隊宿營時，我倆還是住到一塊，繼續爭論，吵得很厲害，彼此各持己見，誰也說服不了誰。我對賀昌表示，準備同他爭論二十年。賀昌不愧是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他作為上級，我無論怎樣同他爭吵，他都不在乎。爭吵歸爭吵，吵過之後，照樣相處，毫不計較，也不影響工作。”[36]一大批能將個人情感、私利和工作、事業清楚分開的幹部的存在，是中共組織和領導力量得以順利發揮的最重要保證。

作為一個還在為自己生存權利奮鬥的政黨，蘇區時期的中共幹部很少沾染官僚作風，工作認真、能吃苦、深入實際是他們的共同特點。擔任中央婦女部長的周月林回憶：“我們作報告一般都是先列個提綱，到下面去了解一些情況，就可以結合著講了。講完後對下面工作存在著什麽障礙，應該怎麽辦，提出來大家討論，拿出解決的辦法。”[37]曾任中共長汀縣委書記的李堅真談到她當年的工作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