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燃燒的革命（第2/5頁）

和國民黨基層組織多為放任自流的狀況比，中共十分重視基層組織尤其是支部的建設，1932年3月底，興國等15縣共成立支部998個，差不多每鄉有一個支部。[17]中共各級機關對加強支部建設的闡述不勝枚舉。從1931年中共贛西南特委頒布的支部工作條例中，可以看出中共對此所作計劃的具體和詳盡。文件規定：“有三個同志以上即可成立支部”，“支部在十人以上就要分小組”，支部成立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每七天開會一次，小組會每五天開會一次，支部黨員大會每半個月召開一次。支部會議“多討論支部本身工作和實際工作以及工作方法，每次會議均須討論中心問題”。有意思的是，文件還提到：“會場秩序不必太莊嚴亦不必太散漫，同志有時可以嬉笑，但要有限制，以不妨礙工作大家的注意力為原則。”[18]對會場氣氛這樣看似細枝末節卻相當程度上可以影響會議效果的問題也不放過，充分顯示出中共嚴謹細致的一貫作風。

對黨員的思想教育是中共保持和發揮自身特質的必由之舉。隨著蘇區的發展，各級黨員教育機構次第設立。1932年春，中共蘇區中央局開辦中央黨校。1933年春起，中央蘇區開辦了一系列正規幹部學校，主要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即中央黨校）、蘇維埃大學、列寧團校等。同時，開辦各種短期訓練班，隨時隨地開展對黨員的教育、訓練。江西永新1934年6月設班培訓的幹部（包括任支部書記、縣區常委及開展新區工作等）達104人。[19]1933年8月，中共中央組織局專門就黨內教育計劃問題致信各級黨部，要求從中央到省委、縣委，將舉辦各類短期圳練班作為培訓幹部的一項重要措施。省委訓練班負責訓練造就縣一級幹部、巡視員、縣委訓練班的教員及區一級主要幹部，訓練時間以四星期為限。縣委舉行流動訓練班訓練區一級幹部和部分支部書記及支部流動訓練班的教員。這些經過培訓的幹部充實到各級機關後，對提高幹部隊伍的素質及其忠誠度，嚴密組織，加強中共黨組織和幹部體系的領導能力，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經過當年幹部學校訓練的紅軍幹部回憶：

當時的政治課內容既講馬列主義又講蘇聯的十月革命，也有一些政治工作常識，既有如何在連隊中做好工作，也有如何做好黨的群眾工作方面的知識和課程。這次學校雖然不長，但對我的一生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不僅使我真正學到或懂得了一些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和意義，而且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轉折點。[20]

當然，像中央蘇區黨這樣所謂在深山中成長起來的政治力量，先天不足、後天難調的缺陷也客觀存在。蘇區教育文化落後，民眾很難從理論上了解中共的思想體系，為保證黨的力量發揮，又必須要求短期內達到一定的黨員覆蓋，因此對黨員的質量很難提出更高的要求，出身貧寒、忠誠老實幾乎是可以懸揭的高標準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雖然一再強調要把蘇區黨鍛造成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但在當時這未免有點不切實際。尤其1932年後，蘇區超常發展黨員，對中共組織嚴密度的沖擊更大。1933年5月，蘇區開展紅五月征收黨員運動，一個月內征收了兩萬多名黨員。這些黨員基本都是由各地列出指標，然後采取速成辦法發展：“十五個縣的報告所寫明的，只有博生、贛縣、瑞金部分的區和尋烏的澄江辦了新黨員訓練班，瑞金部分的用開會的方式訓練了一天。這就看到對新黨員入黨時給以基本訓練的工作，是極少注意到的。”[21]更極端的還有：“博生田頭區山頭王支部質問群眾‘你為什麽不加入黨，難道你是反動派麽？’以至如石城壩口區某鄉支部派了兩個同志拿一本簿子一支鉛筆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裏喊著‘加入共產黨’。”這樣發展來的黨員，對黨的認識模糊，江西宜黃“大多數黨員不明了黨的組織，往往黨的組織與群眾組織分不清楚，如宜黃吳村區出席縣黨組織代表大會的代表是蘇維埃介紹來的，並介紹非黨員來充當縣黨代表大會做代表”。[22]同時，組織紀律也無法保證，江西會昌反映：“有支部連開會都召集不到來開。”[23]更荒唐的是，江西南廣“有些黨員不承認加入了黨（頭陂、城市、白沙、巴口、長橋，尤其是長橋區有半數不承認加入黨）……一般的是不了解為什麽加入黨，黨是什麽（巴口有黨員說加入黨不打路條不作挑夫）”。[24]因此，一些黨員遇到風吹草動，就可能出現問題，1933年初，國民黨軍進攻尋烏，其間全縣653名黨員中，反水的達72人。[25]

短時間內在狹小地區把黨員數量發展到十多萬人，上述問題的出現幾乎是不可避免，這是中共急於在蘇區建構龐大組織網絡必然付出的代價，有利則必有其弊。關鍵是，盡管有不少問題，大發展的結果，還是使中共短時期內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了自身的影響力，而中共空前的組織力和嚴密度，雖有被稀釋的現象，尚不足以遭到根本動搖。這主要是因為除黨員外，中共更培養了一支高質量的幹部隊伍，事實上，中共當年所體現出的強大組織力，更多的還是依靠中低級幹部這樣一個可以有效上傳下達的支撐力量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