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蘇區的煉成（第4/4頁）

當然，和毛澤東時代注重實際、認真調查研究、在實踐中艱辛探索從而迅速使蘇區獲得發展壯大相比，毛澤東逐漸淡出決策層後，中央蘇區確實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問題，毛澤東曾談道：“在1927～1935年而特別是1931～1935年時期我黨曾經因為政策過左而陷於孤立，處於極端危險的地位。”[30]他所作的更具體解釋是：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機會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左”……把赤白對立絕對化；對中小資產階級實行過左政策；片面強調工人利益而把工商業很快搞垮了；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損傷了一部分中農的利益。當然，我們黨在農村中還是有群眾的，不能說是在農民中完全孤立。總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實行“左”的政策的結果，我們沒能孤立蔣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31]

出現這些問題，既有蘇區本身的原因，也有中共中央指導的失誤，既可看作探索中的失誤，也不能忽視理論指導和實踐上的欠缺。畢竟，經過國民黨方面的數次破獲和打擊後，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是一個十分年輕的領導群體，兩位主要領導人秦邦憲、張聞天分別只有24歲、31歲。即使考慮到中共是一個年輕的政黨，秦、張兩人的年齡和經歷仍然顯得太過單薄，在如此復雜的形勢下，完成對中國革命的指導確實有些力不從心。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裏並沒有以他個人的政治沉浮作為蘇區政策變化的時點，這應屬客觀的實事求是態度。事實上，面對當時民族危機和政治生存的復雜局勢，中共黨內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不足為奇，而在克服這些問題的道路上，也凝聚著許許多多中共黨人的心血。作為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王明雖然遠在數千裏外的莫斯科，但他當時的動向仍值得特別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