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蘇區的煉成（第3/4頁）

除了新中央與老幹部之間的沖突外，中共中央到來後，即就活躍於第一線的領導人而言，當時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也遠未形成，領導者之間、前方與後方之間的掣肘現象常有發生。周恩來在指揮第四次反“圍剿”時就抱怨：“關於行動部署，尤其是許多關聯到戰術上問題的部署，請求中央、中央局須給前方活動以機斷余地和應有的職權，否則命令我們攻擊某城而非以訓令指示方針，則我們處在情況變化或不利的條件下，使負責者非常困難處置。”[21]即使是被認為同處留蘇陣營的張聞天和博古，暗中也不是沒有相互角力，張聞天後來曾談到他和博古此一時期的分歧，認為：“他曾經寫了一篇文章《關於蘇維埃的經濟政策》，暗中是駁我的個別意見的。”[22]廣昌戰役後，圍繞著戰役方針問題，中共中央內部也有爭論。張聞天回憶，廣昌戰役後的一次會議上，他曾提出質疑：“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評我，說這是普列哈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汙蔑，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23]楊尚昆後來也談到了這場爭論，他回憶的會議結果是“恩來同志當場調停，宣布散會”。[24]

當然，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這些問題還不明顯，而且蘇區正處於其發展的高峰期。1933年的第四次反“圍剿”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首次在紅軍中運用大兵團伏擊戰法，取得重大勝利，毛澤東也不吝美言，贊譽其為“空前光榮偉大勝利”。[25]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國民黨軍在江西處於守勢，紅軍乘機在贛中、贛東北一帶積極活動，擴大蘇區範圍，中央蘇區疆域進一步擴大，跨有閩贛兩省數十個縣。到第五次反“圍剿”前夕，中央蘇區在江西達到極盛，除占據贛南一半以上地域外，北延到南城、黎川地區，面積在4萬平方公裏左右。

隨著中央蘇區的不斷壯大，人才空前集聚並擁有了中共中央機關的中央蘇區領導層當然不是毫無作為。七大的建軍報告初稿中曾寫道：“事實上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東西一個發展的過程，是在不斷克服困難和錯誤之中把自己堅強起來，我們更應該堅持這種服從真理追求真理的正確態度。”[26]這一判斷在蘇區時期其實同樣適應。也就是說，雖然毛澤東在蘇區發展壯大中表現的卓越才能超乎於包括博古在內的中共中央許多人之上，但不能認為蘇區建設就一定會由於毛澤東地位的變化而升降。中共中央進入蘇區後取得了一些值得列舉的政績：1933年，在連續兩年歉收後，中央蘇區迎來了蘇維埃政府建立後的第一個豐收年，產量接近革命前的水平，毛澤東1933年對才溪鄉的調查展示的雖是比較好的狀況，但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暴動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產低落約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復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雜糧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則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過了暴動前百分之十。暴動後全區荒了許多田，去年開發了一小部分。今年大開，開了一千三百多擔。”[27]雖然收成的好壞和自然氣候有著一定的關系，但土地明確歸農戶所有等一系列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措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仍不可忽視。同時，中共中央在經濟、勞動等政策上也作出了一系列比較符合實際的決策。軍隊和地方的正規化建設由於中共中央的到來都有了長足的進展。第四次反“圍剿”時，由於對軍隊基本戰鬥技能培訓明顯加強，紅軍將領深切感受到：“射擊技能之不夠在過去成為部隊普遍的現象，而這次戰鬥中射擊技能之進步並成績確有不可抹煞之事實。”[28]

中共中央到來後，隨著大批具有相當文化水準人員的陸續進入，中央蘇區的文化教育空前發達。各種雜志、報紙紛紛創刊，反映著當時中共中央的態度，輿論批評的氣氛尚較活躍，並由此給後人留下了更完整、全面認識中央蘇區的珍貴史料。在肅反問題上，雖然肅反擴大化趨勢仍不能克服，但富田事變前後的嚴重肅反錯誤已被糾正，黨內的所謂“殘酷鬥爭”主要體現在思想方面，組織上的措施明顯比此前謹慎，即使是被集中批判的對象羅明，也沒有遭受肉體上的摧殘。大批幹部的到來也使監督體系和民主決策有了一定的發展。軍隊正規化建設正在加強，幹部的使用更程序化，蘇維埃政權的組織體制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這些，代表著蘇維埃政權軍事、政治上不斷發展的現實和趨勢，中共中央作為工作的主持者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應完全抹殺。所以，1944年六屆七中全會決議中明確指出：“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但尚有其正確的部分，應該進行適當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29]這一說法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