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蘇區的煉成（第2/4頁）

贛南及贛西南蘇區受到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當然和這裏卓有成效的蘇區建設密不可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軍政領導人在其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隨著蘇維埃區域的持續壯大，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關注不斷加強，這裏作為全國蘇維埃中心的地位也更加鞏固。1931年11月，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由此，贛南、閩西作為中央蘇區的地位終於實至名歸。

隨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日益重視根據地建設，一大批軍政領導人陸續進入中央蘇區，中央蘇區更是人員流向的重點。1930年9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向中央蘇區派出67人，其中57人到達。[13]蘇區中央局也正式在中央蘇區開始運行。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1932年下半年，共產國際東方地區書記處鑒於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難以立足，建議將中共中央遷往中央蘇區。[14]11月，王明致信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正式提出“將中央遷往中央蘇區”。[15]年底，共產國際決定：“采納王明同志的建議，將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和赤色工會總理事會從上海遷往蘇區。”[16]1933年初，中共中央遷往中央蘇區，中央蘇區成為中共中央的指揮中心。

大批領導人進入中央蘇區，一時間使這裏人才濟濟，並使蘇區原有的組織體系發生巨大變化。雖然共產國際對毛澤東、朱德等蘇區創建者予以高度評價，指示“對於毛澤東，必須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態度和施行同志式的影響，為他提供充分的機會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擔任負責工作”。[17]中共中央則強調：“我們堅主采取一切方法，根據黨的路線，縮小爭論；無嚴重破壞紀律之事，則絕不應采取任何組織結論。”[18]而像周恩來這樣的新領導人對毛澤東也相當尊重，1932年6月，他向中共中央報告：“毛澤東身體極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區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隊一起活動，在主持作戰行動時精力充沛，富有才華。”[19]但是一批黨內現有地位高於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到來，使毛澤東不再可能像從前那樣成為蘇區事實上的掌控者，而越來越被有意無意地置於邊緣位置。尤其當中共中央把毛澤東視作右傾方針的代表時，不僅是他本人，他的工作作風、思想方式、應對辦法都遭到質疑，與其有關的一批富有實際經驗的蘇區原有幹部也被冷落甚而被鬥爭，這對蘇區長遠建設、發展並不有利。

歷史運行真是十分復雜，正因為毛澤東、朱德等的出色表現，使贛南、閩西蘇區成為中共活動的中心，而這種中心的到來，卻又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毛澤東等在蘇區的權威。對於毛澤東而言，確實難免會有情何以堪的感覺。當然，也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共中央就是摘桃派，中共中央實際上的接管中央蘇區，首先是由中共嚴格的組織紀律所決定，在這方面，個人或團體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其次，各個蘇區的發展固然包含著領導人的天才創造，但畢竟是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之下，與中共中央的指導和幫助不能分開；另外，中共中央到來前，中央蘇區在肅AB團等問題上犯下嚴重錯誤，領導威信其實已經受到影響，黃克誠回憶其與紅軍幹部何篤才間的一段經歷，頗值參考：

何篤才是有功的幹部之一。但由於他在古田會議之前朱、毛的爭論當中，反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從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對我說過，毛澤東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論政治主張，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什麽要站到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我說：政治路線正確，組織路線有點偏差關系不大吧？他說：不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不應該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問他：毛澤東的組織路線究竟有什麽問題？他說：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待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對何篤才的這番話，我是在一年以後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中，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認他的政治、軍事路線正確。然而，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以錯誤的政治、軍事路線，代替了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其所以會如此，蘇區的同志相信黨中央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