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

《論中國》以前的基辛格

歐洲式外交是一種經驗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參與者的習慣性協調才能維持。這種協調運動本質上屬於藝術，不應該成為科學的適當對象；因為它不可復制。即使在初始條件完全確定的情況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應只要節奏稍快或稍慢；就會在一兩代內產生戲劇性的差異。有目的有計劃的外交總是失敗的，外交成功的意義其實是：通過外交對本國國民（政治階層）進行政治訓練，使其長期保持“競技狀態良好”的運動姿勢。從歷史進程看，與其說歐洲各邦建立了歐洲外交網絡，不如說歐洲外交網絡塑造了歐洲各邦——包括其憲制和民情。

如果一個邦國在其憲制形成的關鍵時期未曾經受外交舞會的熏陶，她就永遠無法彌補“青春期笨手笨腳”的痕跡。她像成年以後才學外語的人，格外依賴語法分析；並不是因為語法比語感重要，而是她的能力只能掌握語法。英國的外交傳統最蔑視理論，而她最近的親戚美國最喜歡引進歐洲外交理論（尤其是德國外交理論）；原因就在這裏。歐洲式外交在美國始終不脫“客卿”性質，經常受到國內地方性政治的約束；原因也在這裏。

基辛格在美國的地位就是“客卿”的寫照。他的《白宮歲月》浸透了一種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氣氛：假如美國政治習慣具有更多的智慧和成熟；他本來可以大顯身手，不至於屢次功虧一簣。然而理解同時代美國憲制的讀者也不可能看不出：基辛格的歐洲式權力外交必須依賴尼克松的宮廷式內政支持。二者雖然還沒有直接違背憲法條文；但已經彌散出濃厚的“非美”氣味，足以刺激美國政治階層的嗅覺。元首通過（憲法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內廷”系統推行馬基雅維利式個人外交，架空（憲法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這種做法是東方各帝國的政治常規（和官制演變的主要動力），在波拿巴-戴高樂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頗為常見；但日耳曼系各邦極少容忍這種僭越。尼克松政府的淒慘下場跟美國政治階層的長期猜疑頗有關系，基辛格的外交風格對培育國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沒有什麽幫助。

以基辛格的聰明絕頂，他不會意識不到這一點；但他享有舊大陸知識分子的一種特權：可以通過理論升華，象征性解決（現實中似乎不大可能解決的）的分裂。《大外交》的以下圖解大概不至於違背作者的內心傾向：美國外交擺動於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前者以威爾遜-裏根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觀，對美國的道德優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將自己的好運當成了自己的美德。後者以西奧多·羅斯福為代表，能清醒地認識多色調的世界，有分寸地維護多元國際體系（而非山巔之城的十字軍）。

不難看出：基辛格對哪一種傳統更為贊賞。他的贊賞跟馬基雅維利對愷撒·博吉亞的贊賞非常相似：欽佩公爵的智慧和精明，但並不意味著贊賞他的政治目的。這種價值中立的技術外交觀本身就是成熟智慧的體現。吊詭的是：美國卻在威爾遜傳統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基辛格沒有對此作出解釋，但歷史背景早已說明了原因：威爾遜主義和現實主義不是平起平坐的兩種外交學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與合眾國憲制的自然體現，像安泰一樣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輕民族的原始力量；這種力量足以彌補數不盡數的技術性失誤。後者只是一系列斷斷續續的插曲。基辛格權力外交也好，他欽佩的俾斯麥權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極其老練的手段，將本國憲制的空隙利用到難以為繼的極致。二者平庸的繼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勝任的重擔，迅速退回更簡單僵硬的路線。本國政治階層的排異反應也迫使他們只能這樣做。

在《大外交》中，中國只是陪襯。在西方外交史敘事中，外交技術背後的文明價值只是陪襯。在《論中國》當中，二者都將走向舞台中心。

《論中國》的歷史敘事框架

基辛格並不以編年史作者自居：沿著時間軸前進，逐次展開敘述。相反，他以文明觀察者自居：從高空拍攝點出發，不斷下降。取景範圍漸次縮小，由文明價值觀移向政治細節。他的圖景從“中國文明的傳統價值取向”開始，第一步聚焦到“中西交涉的歷史背景”，再聚焦到“作者參與的中美交涉”。不過，他忽略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中間層次：邦國憲制形式與外交文化的互動。這種權力主義的前理解肯定會引起美國社會本能的反感，卻很容易喚醒中國讀者的親密感。“非美”知識階層的偏好一再構成中國讀者的美國想象，這種現象不是第一次出現了。基辛格的行文方式似乎早已將中國人的接受偏好考慮在內，而且中國政治傳統遠比美國政治傳統更尊崇“智者的忠告”；因此他很可能一開始就把中國人視為假想讀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