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真：歷史主義的經驗與經驗主義的歷史

理性與經驗之間：經驗主義的歷史

希臘哲學（或者不如說哲學）肇造於認識論。以人為萬物的尺度，實質上等同於以理性為萬物的尺度。形而上學通常自認為、而且被認為是以客觀知識為對象的科學。“愛智”是哲學的同義詞。在基督教世界的經學家筆下，理性是上帝賦予人類、而且僅僅賦予人類的恩典。亞當給萬物命名，再次證明理性是萬物的尺度。十七世紀以前，“理性”和“絕對理性”一直是同一個概念。這樣的代價是：“愛智”在實然與應然、事實與價值之間留下了無法彌合的鴻溝，相應體現為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永恒二元對立。從這個角度講，基督教神學是希臘哲學的內在歸宿。

休謨（在較小的程度上，以及貝克萊）開辟了一條哲學上的新路，徹底摧毀了獨斷的認識論。從此，“有限理性”推倒了“絕對理性”的偶像崇拜。經驗的權威（通常體現為習慣和傳統）取而代之。“原因和結果的發現，不是通過理性而是通過經驗”[1]，我們自以為依賴理性發現的因果關系，其實只是習慣而已。“習慣到了最深的程度，不僅掩蓋了我們先天的無知，甚至掩蓋了習慣本身。”[2]即使太陽一千次從東方升起，也無法保證下一次它不會從西方升起。“我們關於因果關系的知識，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從先驗的推理獲得的，而是完全產生於經驗，即產生於當我們看到一切特殊的對象恒常地彼此連接在一起的那種經驗”[3]，因此，有限理性是傳統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和它的母體分離。以人的理性為衡量萬物的尺度，無非是人類僭妄和自大的一種常見形式。

休謨將理性由武斷狂妄的君主降低為安分守己的顧問，然後將經驗由卑微的女管家提升為尊嚴的大法官，“我們不能超越經驗，這一點仍然是確定的；凡自命為發現人性終極的原始性質的任何假設，一下子就應該被認為狂妄和虛幻，予以擯棄”[4]。人類其實並不真正了解事物之間的關系，只是具有“對於事物間關系的一種意見和信念，但正是這些意見和信念建立起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成為我們判斷事物的標準……最終轉化為利益與正義問題”[5]。道德原則和政治統治概莫能外，無不以公共意見為基礎。[6]歷史本來就是經驗知識和或然性的最大寶庫。[7]在理性和因果關系可以信賴的前提下，人類還可以通過笛卡爾式演繹、無需歷史經驗而推理出正確的答案。但是，既然理性和因果關系都不足恃，歷史經驗就是人類智慧的唯一寶庫。歷史經驗所不能支持的一切理論就與想象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正義規則同樣是經驗（地方性習俗）[8]的產物；“雖然是人為的，但並不是任意的”[9]。它“通過緩慢的過程，通過一再經驗到破壞這個規則而產生的不便，才獲得效力”[10]。因此，凱姆普·史密斯認為道德哲學是休謨所有著述的中樞，他的認識論只構成其道德理論一個必不可少的引論，而他的政治和歷史研究只是把道德理論應用到人類生活中的專門領域。[11]而列文斯通更是認為：“休謨的歷史思想可以被視為是休謨哲學思想的內在組成部分，而且可以被看作其哲學概念所提出來的需要的最終實現和完成。”[12]從這個意義上看，休謨的全部著作是一個整體，《人性論》就是《英格蘭史》的序篇，《英格蘭史》就是《人性論》的注釋。

契約論政治哲學不需要歷史，它可以從先驗的原始狀態推出普世的社會契約。演化論政治哲學必須建立於具體和特殊的歷史路徑之上，即使人類確實有共同的起點，不同的歷史路徑也會產生出不同的習慣和風俗，不同的習慣和風俗又會演化出不同的政治德性和正義規則。理性主義者洛克的政治哲學可以結穴於《政府論》，經驗主義者休謨的政治哲學必須衍生為《英格蘭史》，內在邏輯就在於此。

休謨將他的史學取向概括為：“我們必須制定一個簡要的提綱，呈現幾個世紀以來自由與壓迫、秩序與混亂、穩定與革命的壯闊圖景，其他時代或世界其他部分罕有其匹。”[13]這是一種以政治哲學為導向、以古典著作為文學模範而又兼具近世批判觀念的全史學，在碎片化的社會經濟史研究興起後已成絕響。

理性與感受之間：浪漫主義的歷史

經驗主義貶低理性、推重習慣，從而為保守主義打開了道路；懷疑推理、信任感受，從而為浪漫主義打開了道路。埃德蒙·柏克體現前者；赫爾德體現後者。赫爾德播下了浪漫主義的種子，在學術上衍生為歷史主義，在政治上衍生為民族主義。

1772年，赫爾德發表了《論語言的起源》，以進化來解釋語言的產生，把方言視為原始感覺語言-始祖語言這棵樹莖分化式演進產生的枝椏（亞種）。[14]他論證語言-文化-共同體自發演化的方法，恰好就是休謨《英格蘭史》論證英國憲制起源、達爾文《物種起源》論證生物進化的同一種方法。1773年，他發表了《莎士比亞》。就當時語境而言，這意味著另立宗師，以民族的、粗俗的、浪漫的莎士比亞取代普世的、高雅的、古典的拉辛。1774—1778年，他又出版了《民歌集》，為諸方言正名，開席卷19世紀的民俗浪漫主義的先河。這是文化民族主義的歐洲向文化大一統主義的歐洲挑戰，重歷史的浪漫主義世紀向重哲學的啟蒙主義世紀送別。1778年，他在《詩歌中各族人民的聲音》中第一個提出：文人學士個人化的詩歌創作只是供少數同好玩賞的裝飾品，而下層百姓口耳相傳的歌謠卻是民族有機共同體的文化寶庫。[15]除了“因為每一個民族就是民族；他有他的民族文化，例如他的語言”[16]外，他從未對“民族”和“有機共同體”兩個詞下過清楚的定義，不過這並沒有妨礙“民族”和“有機共同體”迅速成為文學的和政治的浪漫主義關鍵詞，傳遍了19世紀的歐洲和20世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