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與諸神的裁決（第2/8頁）

詹姆斯的基本政策是“通過語言、宗教、習俗的相似性把兩王國聯合起來”[10]。事實上，聯合的真實意義是要使蘇格蘭長老會接受英格蘭的主教制度。因此，“在蘇格蘭，他的任務要艱巨得多”[11]。查理一世繼承父王的遺志，把推行主教制當作自己的主要事業，首先激起了1638年蘇格蘭長老會叛亂，繼而使英格蘭主教制和蘇格蘭長老會之間的國際沖突演化成英格蘭國教徒和英格蘭清教徒之間的國內戰爭，結果斷送了絕對君主制在英格蘭的前途。但他即使在完全絕望的情況下，都沒有對自己的宗教原則作過任何妥協。[12]整個復辟時代，保王黨和輝格黨的分野就建立在國教徒和清教徒的邊界上，同時對應（查理和詹姆斯執行的）親法政策和（夏夫茨伯裏勛爵胎死腹中的）親荷蘭政策。

宗教改革和憲法危機催生了英格蘭民族，賦予她牢固的身份認同：新教的英格蘭、自由的英格蘭。反對天主教歐洲和絕對君主國是她的國本所系，背棄這條路線，國內憲制和外交利益將會同時動搖，二者已經無法分離。這條路線的邏輯終點通向1688年光榮革命，隨著國內憲制的選擇確定，查理二世以來猶疑反復的外交路線也告一段落：英格蘭堅定地背棄法蘭西和大陸，聯合荷蘭與海上民族。散落在歐洲西北邊緣的新教民族面對天主教歐洲大陸的磐石，七海[13]是他們的安全和希望所系。他們告別了神聖的羅馬，憧憬著遠方。早在惠特曼和福斯特的《印度之路》面世之前，七海就是每一個英格蘭兒童的夢想，融化在血液中。

俄羅斯神聖的火種

1453年，君士坦丁堡（新羅馬）陷落，基督教的正統與羅馬帝國的正統同歸於盡。如果倒退六百年，歐洲會感到晴天霹靂的打擊。即使倒退三百年，歐洲也會興奮地抓住這個機會。但現在，歐洲正在創造民族的痙攣中掙紮，教會、帝國和正統性已經不再重要。只有偏遠的莫斯科公國願意接受這頂過於沉重的冠冕。1472年，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佐薇·帕拉奧洛高斯。1547年，伊凡四世宣布繼承東羅馬愷撒（沙皇）的皇位。於是，這位君主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下屬莫斯科大主教的教民一變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君主。15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自己是土耳其蘇丹的臣仆）把莫斯科大主教提升到獨立的元老地位，完成了帝國遺產的饋贈。事實上，這意味著把莫斯科公國變成一個政治實驗室，俄羅斯就是這個實驗室的產兒，自出生就具有弗蘭肯斯坦的特征：一個晚期文明的復雜政權機器嫁接在草昧社會散漫脆弱的基礎上，這個混血兒必須為預定使命而奉獻犧牲。

俄羅斯的誕生意味著犧牲東正教世界建立多國體系的歷史機緣。1478年，莫斯科兼並諾夫哥羅德共和國。1510年，莫斯科兼並普斯科夫，解散了最後一屆市民大會，流放三百家當地望族。1520年，莫斯科兼並梁贊，將末代大公驅逐到立陶宛。羅斯各邦放棄了封建自由的自然進程，把自己的法統建立在羅馬—拜占庭的正統性上。從理論上講，“帝都（愷撒格勒或沙皇格勒）”永遠在君士坦丁堡，莫斯科公國—俄羅斯帝國—第三羅馬[14]是拜占庭—第二羅馬的“行在”政權，光復“帝都”是她的先在使命。這個使命超出了俄羅斯社會的支持能力，但並不違逆她的靈魂，因為東正教世界的道統同樣來自神聖的南方——俄羅斯的神父總是君士坦丁堡教區的下屬，俄羅斯的聖人總是阿多斯修道院的門徒，莫斯科的大公總是在臨終前獲得高級修士的身份。原則上，第三羅馬沒有外交，因為她是唯一合法的統治者，正教世界必定是她的臣民，異教世界必定是她的敵人。西歐外交的前提是：基督教世界可以同時存在眾多合法（雖然不一定平起平坐）的君侯和邦國。在俄羅斯，這個前提已經不復存在（假定它原先曾經有過存在的機會）。

彼得大帝帶來了面向西方的世俗外交，其結果卻絕不是世俗的。他把系道統正統於一身的愷撒（沙皇）降格為西歐各地方性君侯的一員，用西歐絕對（absolutism）君主的富強邏輯取代東正教專制（despotism）皇帝的神聖真理，無疑是從內部和上層毀滅正教。從此，俄羅斯永遠是一個靈魂分裂的國家。聖彼得堡宮廷、法語貴族和運用歐洲話語比歐洲人更熟練的知識分子生活在俄羅斯的巴黎，不由自主地把這個無窮無盡的世界當作原料來對待。遊方修士、鄉村神甫和養生送死不出村社的無形態群眾生活在俄羅斯的拜占庭，運用他們的本能而不是邏輯，全心全意憎惡西方、熱愛南方。彼得以前，俄羅斯與西方的鬥爭沿著俄羅斯外部地理邊界展開；彼得以後，俄羅斯與西方的鬥爭沿著俄羅斯內部階級邊界展開。文明沖突內化為階級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