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與專制

明之版圖，實不如漢。清為多元-共主-君合國，關外各邦地位高於華夏，統治華夏而不為華夏統治。目前“新清史”實際涵義在此，多用曲筆而已。

帝國疆域擴大，實為光緒以後“內亞帝國主義”“印第安戰爭”產物。故而內亞各邦之視日本，往往如國府之視富蘭克林·羅斯福。

由漢至明，不計安南朝鮮，版圖基本穩定。唐遼金元清同為多元-共主-君合國，郡縣漢地盈縮極其有限。真正變化在於：儒化—社會同質化—政體扁平化—集權化日益加深。

封建本為部落簡陋之習，優勢即在青春（野蠻）；專制本為晚期文明姑息之制，弱點即在文明（爛熟）。老少之異，並非制度之別，可以人為改變。日耳曼蠻族發展成熟為希臘羅馬甚易，托勒密埃及返老還童為希臘羅馬甚難。

斯賓格勒周期：原始民族—封建青春期（西周、中世紀、荷馬時代）—啟蒙鼎盛期（春秋、近代歐洲、伯裏克利時代）—帝國衰朽期（秦漢、羅馬帝國、世界大戰後）—費拉民族（埃及與東方專制國家，等待征服者和文明解體）。

克隆，抑或克累得

傳承之術，不外二者。以忠於原版計，自當取克隆；為抗亂耐劫計，克累得[2]居優；略外擾而計繁殖能力，二者相去無幾。進化，以度劫為勝，不知優劣，是以克隆種群掃地幾盡，舍若幹昆蟲外，僅存人造果類薯蕷之屬，其品種天然退化性，育種家亦無如之何。

梵文之衍生、拉丁之破碎，語言之克累得也。華語則克隆之孤臣孽子，雖韓、日、滿、蒙舊字亦不就其範圍。方言蔓衍，變異無端，一統者易困，繼統者多亡，自然之理。《國史大綱》斷-岐、續-統別中西，不易之論。衰周齊楚不通譯，百家尚在，秦漢文字一而學統定，其間若有契合。此後華以同質勝，歐以異質勝，合者弱而聵，分者強而慧，正應史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列國自奮，愛其士而強其民，謀於外也；天下一統，愚其士而弱其民，謀於內也。自由不賴多國體系（政治學之克累得？）而能久存者，古今中西未有。雖羅馬一統，亦亡其共和而用東方神皇。吉本嘆息：“微北蠻，吾子孫其退化為侏儒乎？”麥考萊曰：“微封建黑暗，順戴克裏先專制一統之制，吾歐其將為中國乎？”所憂正與孔子相反。

近乎孔門者，前有拉丁教士，後有拉丁人文學者。想使大格列高利、伊拉斯謨斯諸賢得行其志，必廢封建、破等級，有教無類，拔寒門向學者為官僚以代貴族。於是西歐當有羅馬後朝之一統，以古典（基督教）經、（哲人）子典籍取士任官，寒人蠻鄙皆以誦拉丁效羅馬為榮身耀鄉不二法門。政治克隆術得志，近代世界胎死腹中。豆瓣諸公必為艾南英之續。

當代之克隆術，莫大於國族運動、國語運動，皆方言之天敵。然則行於歐洲，以拼音文字本色，反激小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國族國語大興於十九世紀，芬蘭、波希米亞、愛沙尼亞諸方言復活而有文藝勃興，非偶然也。二十世紀，小族復興、中歐破碎，皆其順流之勢。其風方勁，蘇格蘭、威爾士、巴斯克、加泰隆、布列塔尼方言再造文化民族主義方興未艾。

大國語大國族運動，成效最著者反在遠東效顰者。中日韓皆以同質性高、文化創造力疲軟聞，然內部比較，華之領先日韓，亦無可疑。

以是觀之，繁簡之別，不在其美感、文野，而在其同質性。舊體有字無音，不能盡去方言也明，為克累得留一線之機，須知歷代詩詞文極而弊，皆賴返本以求方言民謠活水而復振，其道無異土豆蘋果不取野種雜交，不數代則退化為枳。新體之身兼音字，自命普及文化，實則先否認地方文化有文化資格而後滅度之，實秦火滅度十五國風而官書隸字以吏為師之擴大深化版。問題不在字形，而在官書國語一統普及主義有大礙於華文化基因多樣性，必增加其退化機會而削弱其抗病幸存能力。

政治大一統之所利，即文化繁衍力之所患。英語布於萬邦、法語不出魁北克，即出此道。人工花園扶持，速其亡也。北美獨立，英帝國之大患，英語之大幸。華文化之幸，亦在太宗無力亡韓成祖、未能吞越，其大不幸乃在楚齊特色文化終亡於秦漢。閩語變異，大華國族主義之不幸，華夏世界之幸；吳語垂絕，國語國族之成就，華夏文化之自戕。

物無兩大，事無兩全，眾善不並立，唯有勇有識者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