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雖中州，風俗過於蠻夷

東京以降，虛漠北以寧中夏，素為邊政家之白日夢。漢唐之踐行者，皆以利蠻族傭兵為實。竇憲之絕漠，倚南匈奴為主力，夏人僅護軍耳。袁紹定策，阻大河招夷狄。曹公破烏丸，獲天下名騎。蜀魏爭秦川之源，遷氐羌實本國。符姚二秦之祖興於是。唐之藩鎮種因於太宗“空漠北，實趙魏”之廟算，河朔中州諸鎮無不以蕃兵為核心。陳寅恪之忠武黃頭軍絕非孤例。即使浙西李琦作亂，所恃亦在吐蕃流犯數百。安史、淮蔡唯懼回紇，龐勛、黃巢唯懼沙陀。

平盧“人俗頑鈍不知禮教”，淮西“風俗過於蠻夷”。《全唐詩》有葛鴉兒之：“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胡麻好種無人種”。據雲，本事系葛氏為儒生夫婿爭免役事。其詩或偽，其情事則必有。觀昭義步卒所以威震天下，可知蕃將耕戰體系本不為儒生留余地。五胡構亂，北朝門第自若，學統附之而存。崔盧[95]之望，可令房魏（房玄齡、魏徵）薄天家之富。自是竟無孑遺。陳寅恪所論李棲筠舉族南遷，即一時風會。同根而絕者，華嚴、北宗之盛。禪宗之興，即南勝北、無產勝世族之兆。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

貞元料民，戶口流散，至於兩戶養一卒，間接稅已有箭在弦上之勢。其妙在於，中央若能掌握汴揚運道及二三要埠，科鹽茶之稅，即能量出為入，輕重隨心，以既成事實取通國之賦，無論地方順逆。田賦之豐歉，系於戶口，戶口系於有效統治，於殘唐未免強人所難。此道首先利於中央及近運道之大藩，其次利於經濟作物產區，純農區糧戶無不困弊。唐亡，宣武淮南分南北之勢，十國各興經濟作物，關隴河朔貧乏不能自給，遑論維持帝系、儒林。及宋興，無半唐之戶，國用十倍不止，尚未計熙寧、大觀之豐亨裕大。

太祖初有西都之意，以六師百萬之口，系於汴漕，本根不可拔，止。職業傭兵所負社會責任既多且雜，自路政河工至於海外貿易，波及現代型大政府一切職能，或尚過之，多數為六朝隋唐絕不以為當以官家任責、司農任費者。[96]起宮室興戎務，不令民自辦弓馬器物報到服役始於宋。所謂“重斂傷民”“養兵百萬未得一兵之用”皆非平恕，等於要求皇室制造免費午餐。

傭兵非僅替代府兵，科舉文官亦非僅限於替代門第士族，後者無論人數、薪餉、經營範圍皆有暴增，且有每況愈下之勢。唐世君臣妒慕鄉裏士大夫特殊勢力，重於皇家威福，夢想官吏萬能社會，人人別無依恃，社會地位永遠與官場品級平行，而今成為現實。“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書中自有黃金屋”皆出宋世，寒人社會“天子面前人人平等”新精神淋漓盡致。其鄙俗功利，亦全應東西一切貴族社會加諸平民社會之惡評。

宋政之“經濟理性”“通貨膨脹（不限經濟）救國策”貫穿全代，遺禍金元。閑置於東漢六朝之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學再度啟動。王、蔡、秦、賈（王安石、蔡京、秦檜、賈似道）相繼主其事，“言利之臣”近乎與朝代相始終，遵行國史特有之“政治決定經濟學”定理：大政府-積極財政必然興於專制平等主義革命之後，填補貴族階級或其余介乎君民之間之社會中堅階級潰滅所遺真空。

荊公（王安石）之法，十之九皆強幹弱枝、剝民益上，獨保馬、保甲諸法有地方主義傾向，與免役諸法正面沖突，“一家人給二家事也”。均田—府兵—租庸調為一整體，即皇室以官地代軍餉，以重役交換輕賦；免役法—官商經濟間接稅亦一整體，即細民以私地出餉，以重賦交換輕役。兩種“法的精神”正面相對，不可兼容。保馬諸法腳踏兩船，自然民怨最重，優先落水。

然則新法原為“備邊府庫”出。仰慕軍功，不得不臨摹若幹唐制。唐人出塞，無須先斂財養傭兵，將士自備弓馬，赴前敵效死，傷病還家而已，無所望於官備軍械、終身食祿，其費省而其兵勁。餉重而士怨者不能不慕。

惜乎鄉勇箭社，不能復府兵既有之社會地位。府兵，即八柱國十六衛百六折沖府神經末梢，魏周隋唐統治核心武川胡騎—關隴門第之母細胞，天然構成所在地精英及保護人，其為候補之勛臣如秀才為候補之宰輔，其臨（無府兵資格之）尋常農戶如後世旗丁待左近漢民，直至太宗東征高麗，混取府兵資格，尚需金帛賄成。及承平日久，漢胡（等於文武）界泯，亦失其戰鬥力，有待於新歸化蕃將胡兵代勞。宋人安能倒轉歷史時間表，強全社會退歸較粗樸原始狀態？

能行唐制者，反在遼金。其以種落臨漢民，近乎五胡北朝壓縮速成版，政治方面自蠻夷種落經貴族封建階級社會入於官僚專制平等社會，軍事方面則自純部族軍經猛安謀克兵農合一（酷似北周府兵、順康旗兵圈地居鄉、兼營耕戰）入於招梁山為軍。一入最後階段，其對宋軍事優勢即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