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魏多名儒，河朔盡夷狄

《隋書·儒林傳》以趙魏齊魯為儒林重心：江東多文苑，儒則遜矣；關西則次第無人，有之皆客卿。六代王官幾廢，學在民間，門第以學統幹政統，興邦易統，視同分內。隋唐以關隴武人與山東士流共天下，不意運交叔季，竟有“河朔蠻猈”“齊魯獷悍”“淮右風俗過於蠻夷”，縱雲藩鎮無德兵爭禍民，何至於能五胡六鎮所不能為？且乎殘唐五季“雇傭兵戰爭”合於通例，自重其死，擾動尚輕，未若永嘉之甚。此事幹系後史者大，當自漢魏以降蠻夷政策及中下政治社會連鎖牽動機制覓之。

漢魏邊政，行屬國監護制，即一君兩社會，貴族種落制面對士族官僚制。蠻夷君長身兼中夏士大夫之任，進則辟入州郡，身即公卿，退則返歸部落，自治其種，甚合漢氏選舉社會之義。蠻夷種落擬於儒學宗族，乃兩社會綸合點。典午之初，慕容氏儒冠遼左，為此制之具體而微，河北門第之誕育，五燕關系極深。

君長—族長—士人連類，則周禮乃有不得不用者。中世佛道號曰極盛，然考諸社會，自成平行社會未有如西歐、東瀛之甚者。夏人之信徒，道流崔浩、佛徒蕭偊輩，皆職業儒士兼業佛道，猶李慎之職業黨人兼業自由主義，烏得與格萊斯頓並坐？儒者，禮學所以“做家門”（魏徵語），經學所以正世道，春秋所以樹君國。佛道修心習智，幾於無“公域”概念，方其鼎盛之日，亦有所不能爭者。中世家—國、孝—忠、社會—政治自成平衡木，此消彼長。君威盡而族望盛，秦式原子化小家庭於亂世有自然淘汰之趨勢，唯大族能有砥柱中流之望。

大族，立郡望，修族譜，紮根於地理歷史，自別於原子化散沙流氓之術也。儒者，部勒[89]宗族，而後以宗族為單元建構社會之必要公共品也。故而胡漢無別，胡人闌入，亦非原子化浪人求榮利，而系種落集體做地理遷移，社會組織依舊，貴族君長化為儒學士大夫，部民種落化為鄉裏宗族，此皆自然之勢。北朝隋唐政權，成於胡人（胡化）貴族騎士武人與華夏（華化）文人官僚士大夫之階級鬥爭及階級合作，儒學為雙方組織接合點，文武雙方個人利益從屬於本階級乃當然之事。

趙魏、齊魯稍有異者，在於後者為前者支脈。高封名族於前燕已據要津，而後世所謂齊魯大族者，皆南燕君臣趙魏名族聯翩東渡之遺。山東團結力強，或與出身有關，亦猶江左政治軟弱出於主客水火。至於“初期華夏”之齊魯豫徐，史公之泱泱者大，詹事之才利如錐，於河淮鼎沸之際，玉石俱焚。典午“勝兵三十萬”之青州，殘民三百戶而已。東京舊業，須待慕容氏保護之河北大族延續。

唐興，邊政有二戲劇性變革。一為太宗之“一華戎策”[90]，次為玄宗之“用蕃將策”[91]。二者亦有連鎖關系，伏念、溫傅之亂[92]居其樞軸。

太宗乘定襄之捷，設安北、單於二府，置各都督府、州（二者內地亦有），漢胡雜用，（長安朝廷）胡人與朝士相半，實欲變“一國兩制”為“一國一制”，以華官外任、胡官內任為定制，抹殺天然界限，野心無疑較屬國制為大。

伏念之亂、裴行檢之定亂，原不足奇，而梟首長安之處置，以五服制理論，即已視二府五十州為郡縣、內臣，沐皇恩而受教化，有完全責任能力，故而叛者當斬。若系外臣、生番，則當視為“蠻夷不知禮義”，本無完全責任能力，奪其柄、政協之可也。突厥既明此義，再叛而不歸。

以儒生立場，王者不務遠略，不以無用害有用，故魏徵諫伐高昌，狄仁傑務安河北，姚崇、宋璟不賞邊功。“一華戎策”之漢官外任，徒資靡費；蠻夷內屬，恐蹈永嘉舊轍。然以皇室立場，不以黷武開邊為不是，仍信蕃兵胡馬之可用；吸取教訓，不在目的而在手段。玄宗之蕃兵政策，變太宗之招攬蠻族種落，為招攬蠻族浪人戰士。就長期歷史而言，太宗之“招各部種落為營伍”，恰系漢魏“招全體蠻族為屬國”與玄宗“招蠻族浪人為健兒”之中間環節，其基本精神為：破壞其原有社會紐帶及組織力、團結性，保留其原子化個人或小集團軍事技能。前者或為國患，後者可為吾用。“用蕃將策”實為將秦政散沙化精神推廣於草原。

太宗朝蕃將，阿史那社爾之屬，以酋長將本部種落為唐室戰，酋長受唐封爵，然於朝廷之外自有獨立地位，效忠有個人性質，其種落尚非唐卒，從君長耳。玄宗朝蕃將，安史之屬，以浪人（通六蕃語為互市牙郎，已孤立於部族組織外）求祿受唐職官，其上官、下屬無不為唐臣，謀叛亦須沿用唐家軍政體系，無自身部落組織可為憑借，敗則無沙漠可竄，死入《逆臣傳》，不入《四夷傳》。個人賢愚成敗不論，此系政治集權化、社會散沙化之擴大、深化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