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漢魏衣冠，用東齊之法

門第起於東京清流，光大於魏晉。典午荒縱，移孝代忠；永嘉板蕩，實家弱國。視為二度封建、變相封建者，前後不絕。然終不能易秦政規模者：一曰郡縣尚在，門戶難離銓敘[81]；二曰文武既分，士流無復典兵。領主社會須於官僚系統外別有盤踞，貴族制度無不文武同途，此皆門第士大夫就其歷史出身決定論所不能為者。日人川勝義雄以鄉議清議為制衡領主化之術，適得真相之反。鄉議選舉原系清流看家本領、階級苗圃，以其壟斷文化、獨霸話語權之利，彌縫其武化不力之天然弱點，勒逼誘導馬上天子奉送官吏任命權之術耳。弱君簡文（司馬昱）、道子（司馬昱次子），一意迎合士論以自固，至於視身後皇權為倘來之物。強王宋武（劉裕）、齊明（蕭鸞），無不忤逆清議，放免汙點士人，拔寒人佞臣主要津。典簽之流即當時之書記——位卑權重者，無根於社會，獨賴君恩。外人論國史盡多體系導向而隔靴搔癢者，大抵類此。

文武兼備之封建貴族自身即有立國，無假外求。瘸腳門第勝流不可一日無搭档，時論術語曰：“擇明主”，於南朝為寒人武夫，桓劉（桓溫和劉裕）之屬；於北朝為蕃將胡酋，長孫、宇文之屬。二者皆門第之保護者兼淩略者，王謝—劉蕭、蘇綽—宇文、封氏—高氏各有千秋。

江左衣冠聲華鼎盛，強人俯首，非如梁武之起家諸生，風雅有素[82]，斷難附驥。寒人武夫絕望於“作家門”，乞靈於階級報復之“不是請客吃飯”者，蘇峻、侯景是也。漢儒夢寐以求之“寬簡之政”“網漏吞舟之魚”終能大行，國家之低效化、刑法之人道化，晉、梁二氏居功至偉。[83]“實曰輕平，稱為簡易”（《隋書·刑法志》），魏玄成不磨之定論也。然則奉京洛於降奴、棄建鄴於羯胡，亦二氏之力。宣武心系曹公、葛侯志存申韓，豈曰無故。

關隴集團有異於東、南，其階級構成全系六鎮武人，且真能以柱國制、軍府制深植關中。大體以胡族（含胡化）軍事移民構建劫後農村秩序中心，以放地代軍餉，以薄賦易重役，府兵根砥在此，領主化唯此地有實。究其所自，亦關西貧弱，無力供餉；黑瀨所部烏合，須有術固其志；本土士大夫荒陋散漫，殊乏團結力及階級意志，阻礙圈地放地。觀鄴都洛邑移民圈地，高家（高歡父子）所付“面包與競技”大為國累；渡江名士從王導之議，未敢犯三吳會稽吳紳，桓劉雖土斷[84]亦難，何敢動地籍一根草？宇文氏受益於關西“新大陸效應”及“士大夫發育不全”，負輕而權重，威令易行。所用士人，非本土之無大憑借者，即東國亡命江漢之降虜，幾不能自成階級。固關隴集團（胡化武夫圈地封建化）不得與河北（無力東渡之二流士大夫）、江東（東渡之一流士大夫）並列，蓋前者即政權本身，後二者乃政權之合作兼制衡力量。政權非但不以附庸風雅討好名士，反欲以擬古模周、半通不通之“憲章虞夏體”整齊文壇，唯此地有之。昭明父子真當絕倒，而蘇公作《五教》[85]，江東再反已伏於是。

河朔勝流之於鮮卑酋帥，地醜德齊，張力最甚。神武（高歡）以出身論，原與破六韓、爾朱輩同氣，初無勤王（實為河陰報復之反報復）鋤其同輩、恩主之心，遲疑不舉。高、封輩（皆關東世家名族）先破殷州，送大禮兼逼，其不得不反也，歷代創業之主鮮有受臣下驅迫若是者。蓋名士忠於孝文正統及其政治繼承人河陰公卿，唯其手中鄉勇郡兵絕難與六鎮胡騎抗，不得不分化拉攏階級敵人之旁系以誅其嫡系也。此後鄴都圈地，晉陽—鄴都二元制，敖曹兄弟[86]之高標特立，杜弼之諫詞，神武之嘆惋——不少寬假，武夫盡歸關西、名士盡歸江左，人物流散，何以為國？透露信息，皆示關東政權“內分裂”最為嚴重，是以戶口兵餉大於關隴、江左之和而先亡。

隋一天下，賴關隴集團威令有素，江左名流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亦宇文氏偽周制之覆車。隋文之得國宣言 “復漢魏衣冠”[87]，治國綱要“用東齊之法”[88]，即禮樂江表、行政河北之義。前者系正始以降合流二氏之文化創新，北朝一向以南士為師；後者系北朝儒學大族之保守主義，一心以東京《白虎通》清流黃金時代為模範，視魏晉新學為覆基亂政之源。關隴核心之秘傳心法——於前者重其學而輕其人，於後者輕其學而信其人——煬帝、太宗皆無異詞，所異僅在一浪漫一保守而已。大開進士，廣納浮薄文學之士，尚待武後、玄宗之革命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