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魯國男子”

六朝門第源於漢末儒學世家。

袁太傅（袁隗）天下宗師，四世三公；劉景升黨錮之遺，傳薪鄭馬；司馬公河內名族，顧雍、陸抗百年卿相。此輩勾畫士族政治拋物線上升段。

獨曹公以刑余遺孽，“忽然愛國”[36]，厲行名法，竟移漢鼎。此事非同尋常，易代易君不易政。“求賢三詔”侮弄儒道，意在開寒人仕途，殺名士氣焰，以致惡名流於身後（可謂掌話語權士人階級報復）。獻帝朝，政事頗具雙軌性質。曹公雖有班底（以黃巾遺孽青州兵為主力，亦屬政治負資產），未能操控朝局；楊彪領袖文臣、孔融自命清流，皆一時士大夫之望。曹公初行黨獄，孔融聲言“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竟消巨案[37]，足見彼隱然以舊臣士族代言人自居，而曹公亦默認維持漢室正統門面，非彼輩不可。唯其如此，天下初定，孔融、楊修竟無死所。世子丕繼位，青州兵擂鼓而東。世子至欲盡逐朝士，專用沛譙。形勢之緊張，似乎並未隨時日消弭。

公達（荀攸）薄蕭曹（蕭何和曹參）不為而殉漢，暗示士大夫敵視曹氏名法逆流之深。典午（司馬）得國，僥幸殊甚，其勢孤危，王統易絕，理故宜然。彼不直儒學世家壟斷政柄，而不能於薦舉（門閥種子）之外另開新路。逆流難久，自在意料之中。終曹公之生，閹宦-黨人舊恨未消。景升名列清流八及、本初（袁紹）兄弟承袁安遺德，原系儒士天然領袖。陳孔璋（陳琳）[38]辱曹公閹奴義兒，非僅文人惡口，實欲喚醒清流黨人階級意志，動搖許都文臣效忠意志。曹公所謂“縱余失德何預先人”[39]，實為強詞。彼何嘗不知漢室中衰起於黨錮案，政爭家世息息相關。

士族拋物線下降段起於隋行科舉，余波及於殘唐。此類“長時段歷史運動”固非二三奇才力能回天。

印刷術與科舉同齡，亦非偶然。學統由來關政統。秦火之余，人亡學廢。張霸割裂《尚書》之《百兩篇》[40]足立官學，“遺子一經”[41]之說、白虎通義、洛邑石經，無不暗示薪傳艱困，故家傳一經（袁氏、六朝王氏青箱學之屬）足以創造政治豪門。印刷術若不普及，任何選官之法必不出世家範圍，故唐興科第，終不能奪門第之余焰。寒門大興，尚待馮瀛王印五經。宋明士人皆出寒人（範曾二文正[42]模式），其勢孤弱。時君日尊，儒臣益卑。社會之進步恰為政治退化主因，歷史之復雜性遠非社會進化論所能概括。西歐絕對主義削除貴族而自亡，為民主所驅除；而東土三角鬥爭[43]永遠以君民合作，不斷削弱中間階級為結局。同因異果，歷史之有機化學尚在蒙昧時代，願史家毋輕言“歷史進步必然性”。

當塗（曹魏）有大德於天下，創業維艱；典午無寸功於大朝，篡國甚易。無他。曹公逆勢而孤危，不容分寸參差；仲達（司馬懿）平流而安固，何妨僥幸智取。唯時移世易，彼時之順流，恰成後世之逆流。

“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趙家莊裏蔡中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