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31]

周政儒道愚君政策，於元平之間，和平演變不戰而勝。《改革與新思維》[32]型罪己詔大累竹木，或許頗能酬報殉道醇儒百年呐喊。然則天不佑德，周公不出，“張少帥投奔革命、馬‘總統’皈依民主”，其顯效乃在平庸化、猥瑣化，小人儒之惟富貴是尚，莫盛於今。反覺《鹽鐵論》時代之壁壘分明、各從其道磊落可愛，“與佛朗哥鬥爭時代生活多愉快”[33]。

大道既定，所爭僅在君子儒小人儒、真周公偽周公而已，未免乏味。獨夫雖去，賢人未必能出，所出者乃在善用文宣而以賢人自任者。自眭孟以大儒成仁，唱“任賢”“讓國”者數，而天位終屬外戚。雖然，巨公究系王道幹城，身負董子、諸生救民行仁之望，其敗之速竟如暴秦，所殉者何止漸台死黨數千。儒學“天真時代”，一去不返。

“周政原教旨主義”與“秦政原教旨主義”同歸於盡，於是南陽紳士之政權、汝潁（漢魏之蘇杭）名士之清議，相率棄“制度決定論”之“致命的自負”，歸於抱殘求庸之“人事決定論”。儒學自孔子“貴族立憲主義”、孟子“民主啟蒙主義”、秦漢“人民反法西斯統戰教會”，流於其邏輯終點——狄更斯式溫情主義“在人不在法”“爭輿論不爭制度”。溫公羨艷者，即伊拉斯謨、胡適及一切文人最珍貴夢想——“教育改進社會”“輿論領導政治”。

東京政治合法性建構，具體而微，成於叔皮、孟堅父子《王命論》《兩都賦》。“天命之有定”“知王者之無外”針鋒所向，恰在秦漢新三朝之“奮私智”“識函谷之可關”。東京君臣跨叔季而徑續成周洛邑之大，不藉形勝，不以兵車，然而，“輿論共識政治”竟落實為朋黨、派系、清流之禍。

虛脫之弊，不下暴戾。東京名士絕望之心，尚遠過於先儒，以其“喪失天真”之故，不復深信吾子吾道足恃。楚漢之禍烈於衰周，新莽之難烈於暴秦，今日之禍烈於新莽，不知後聖當以何術以救危亡。

且夫漢季之亂，確有異於前代之新生事物，今人習見之“饑民戰爭”“群眾政治”即是。平民化原系儒家及一切“愛民主義者”正面價值，然則其效未盡可欲。貴族封建制非無國難，唯其社會組織堅實，前方—後方、政治階級—非政治階級界限清晰。解放平民之自然後果，即在“總體戰”取代“競技戰” [34]、“動物性鬥爭”取代“費厄潑賴 ” [35]。全民皆攻擊對象，並非偶然：劫質及於婦孺，始於漢氏。趙太守長於談判、橋太尉不憫人質（小布什主義“不與恐怖分子妥協”），皆以此負一時物望。回顧周秦，劫質尚以政治階級為敵，不乏任俠之氣，此間歷史形態學含義，類似老革命者恩格斯初聞愛爾蘭共和軍以敵國平民而非政府為敵。

貴族亡，未嘗消弭禍亂，僅能去民變之組織性、理想性。項王、田橫、留侯之流“有綱領有目的”者出局，代之者為赤眉、黃巾之流，延及闖獻、拳民，模式不改。群眾散沙天然乏組織力，能代凝結核者非邪教即梁山，無論理想或行為，取徑必不能高，大有助於政治殘虐化、流氓化及社會功利化、短視化。

華夏之早熟先衰，種因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