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恒產者：始於賓師，止於私屬

衰周遊士之盛，以“客”為載體。“理想主義者”系列，以顏、孟徒子徒孫居首，唱“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虛擬“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戰國策·燕一》）之“儒家輝格史學”，借以支持“道尊於勢”；而以“現實主義者”蘇、張縱橫之流立場，遊士之尊原本無甚高義，端在列強惡性競爭一事。“客”階級利益有賴於“勞工陣線集體行動”維持，“道統”“恒心”於我何有哉！孟嘗君之“主客勞資最低待遇標準糾紛”[27]，平原君之“主客勞資最低榮譽標準糾紛”，蘇、張犧牲東道主之“共濟會互助陰謀論”[28]，雖非史實，但皆有所本。遊士之名譽，已不甚佳。“士”原有高尚之義，“儒”本有博古之義，其後乃有“君子儒”“小人儒”“通儒”“陋儒”之說，可見“無恒產者”畢竟多無恒心，理想主義標準不為多數人設。[29]

於是“法西斯主義者”踵“現實主義者”之弊而興，視遊士為蠹首：非但不能肩負道統，復三代之盛，反而自成特殊利益集團，賣君於上，病農於下，大為治道之憂。明王不能除滅而廓清之，不足以為道。名法之盛，即徵輿論氣候將轉，“理想主義者”泥足已現，禍將及身。

儒生雖能合縱關東豪傑，誅滅狂秦，所得不過“皮洛士勝利”[30]。親儒者敗，反儒者興，風會難移。孔門抱先王之禮器，與陳王同盡。陳余以儒者之身，步武襄公仁義之師而亡全趙。項氏以仁柔好名而自斃，魯儒獨以弦歌拒漢。田橫徒有義士，關河終屬無賴。蕭相以文法吏師秦制，漢家宅鹹陽以臨關東，意態顯然。

醇儒所恃者，僅存先王之禮樂（即“一切正人君子聯合起來消極抵抗，不承認一切非周政，不予暴力政權合法性”）。儒生非有殉道之誠，不能常守。不幸此術亦為區區叔孫通廉價賣與漢家，以博微官。魯二生之心，亦猶田橫島三千死士初聞“拒我納匪”，無奈“道義掃盡”，唯有高歌《龍的傳人》以泄恨。

道統系於遊士，遊士系於賓客，賓客系於列國，形勢如此。大一統之局難破，“和平演變帝室”“劇秦美周輿論戰”不足以復三代之盛。漢儒主要業務終不過好夢一場。惠帝仁柔，不馳遊士、結社之禁。文景清靜，偏急遊俠、妖言之誅。孝武尊儒，而用酷吏興大獄鋤豪強，皆以破“戰國社會形態”，批量生產“秦政散沙社會”，可謂成始皇未了之願。竇相淮王誅死、推恩令行，即“徹底掃蕩關東遊士”總動員令。一時“列侯豪傑死者數萬”，公卿不敢養客。衛青自慶賓客乏人，不致蹈田竇故轍。隴西李氏好接死士，功高不賞，闔門俱盡。太史公亦故老舊家，天然同情歷史殘余，不能正確認識歷史大方向，怨望主上遇以倡優，平陽歌姬之徒早知其不得善終。

“制度決定論”，漢儒早知之矣。東方朔作賦、揚子雲答難，皆以天漢之“混一六合”為士難之源，零丁反復，教導後輩接受現實：“夾起尾巴做人”“謹慎是勇敢的第一元素”“貧賤者理應為砍頭滅族機會減少而慶賀”。

然則遊士顯然並未因此而絕。唯一變化在於：自許負道統、行王道之“理想主義型”遊士漸滅，謀青紫、思坐食之“現實主義型”遊士暴增。儒生為相始於公孫弘（“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史記·儒林列傳》），其謹慎避禍之心不下於衛大將軍。然求啖飯所之惡客蟻附蠅趨，雖以公孫子之長於厚顏，亦無如之何。何況政治專制化、社會平民化雙軌並進，雖脫粟布被亦甘之如飴者勢必有增無減。東京常規，“經濟型”賓客取代“政治型”賓客，馬援、竇憲皆以客墾荒、經商，生利自給，不類西京門客皆政客、劍俠不事治生。

此類變形，於西漢歌、謠，已有先聲，其副作用在於門客地位漸次，由“勞心者”淪為“勞力者”，由“士大夫”淪為“依附者”，由“黔首之上”淪為“良民之下”。漢魏“客”“奴”並稱，已成風會而官法猶視“客”為“民之無籍者”，以奴待之者治罪。此時間差甚合“官法永遠慢社會變遷半拍”之理。曹公屯許，以“客”為“強人依附型”農-兵，真乃“繼承歷史而創造傳統”者，六代王室、公卿、豪強無不以此為師。史冊斑斕，一望皆“賜部曲……”“投為部曲……”“沒為部曲……”“遣發部曲……”，終至黃籍空而白籍滿，正兵老弱而部曲充選鋒。

迄於晉宋，“部曲”“私屬”入法。“奴”“客”之別不顯，皆佃農而兼私兵者。五朝門第，賴此支持。唐人猶有余風。門第之外，佳子弟率以佛門為出路，玄奘即顯例。周孔奄奄，左道烈烈。“南朝四百八十寺”，亦政治社會“驅賢良入方外”之功業。中古西歐、近世蒙藏、武家日本同坐此道。古典華夏-原始儒家-純血統士人歷史循環，道盡於此：始於封建，終於依附；始於貴族，終於門第。“自由的心智，不過如一蓬焰火，淩虛絕頂，刹那澌滅。”至於再創第二中國-新儒家-“宋明型”寒門士大夫維系國脈，已屬舊邦新族之命，猶如諸歐之奉希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