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及中國成長

自我的發現和世界的發現通常是同一過程的兩種不同表述，邊界塑造就是一切。光緒三十一年（1905），梁任公啟動了發現中國的進程。此後的事態發展之快，超出了他當時所能預料。不久，“中國”或“中華民族”的幽靈就走遍大地，尋找自己的肉身和角色。19世紀德高望重的諸位老神在喧囂聲中醒來，驚愕地打量這位來路不明、意圖難測的新客，不知道該在哪裏安排座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諸神錯愕之際，人間幾度滄桑。幽靈修煉百年，道行已深，吸取了華夏萬千未踐的遺囑，歷覽五行三界、悲歡離合，漸漸覺得自己有話要說，卻又不知從何說起。語言自有魔力，像雕刻家手中的鑿子一樣，劈開世界，塑造自身。每一個字都會給雕像留下一條不可逆的線條，絲毫僥幸不得。

華夏的古老經常使我們忘記，中國其實多麽年輕。用梁任公的術語說，“少年中國”仍然是“新民”。她步入這個擁擠的世界，已經不能再指望海闊天空的處女地。青春往往是痛苦而危險的，因為世界的表象和世界的律法形成了一對險惡的漩渦。她在最需要智慧的時刻，通常沒有她所需要的語言。世界沒有任何現成的語言，能夠適應她的需要。她只能一面發現世界，一面發明自己的語言。換言之：世界是一面鏡子，反射出她的希望與恐懼。如果鏡中的形象變得陌生，她就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語言。語言是道行的體現，成熟的語言會賦予她更大的力量。當她找到適當的語言，就會發現自己適當的位置。這時，諸神的天空不再變幻莫測。在此之前，世界仍然不會給她家園的感覺。

一、條約體系與集體安全

不對稱聯盟與安全差序格局

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有其特殊傳統，始於華盛頓的孤立主義，經過威爾遜的集體安全，發展到新保守主義的民主世界國際協調，直到最後一個階段，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才真正形成。這三個階段有一條貫穿不變的脈絡：美國特殊論或美國優越論。這種理論是清教徒“山巔之城”[1]理論的世俗版，以美國和世界的對照取代了天國和世界的對照。

美國和世界的對照從來不是摩尼教模式的二元對立。這種對立假定善惡是對等的力量，善惡本身又是絕對的元素。“山巔之城”理論則是奧古斯丁-加爾文傳統的下遊。在這種對照中，善惡是層次的差異。二者既不對等，也不絕然對立。善是完整和高級的概念，惡是殘缺和低級的概念。善包容了惡，惡低於善。撒旦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不是上帝的對手。天國是完美，世界是殘缺，地獄是虛無。棄惡從善意味著從不完整走向完整，從遠離上帝的位置走向接近上帝的位置。棄善從惡意味著喪失上帝的恩寵，地獄就是上帝恩寵所不及的地方。

美國人的祖先以“美洲的以色列人”自居，“山巔之城”構成他們認知圖景的基本框架。這種（本質屬於基督教的）框架體現於世俗政治，就產生了美國例外論。美國例外論體現於具體的安全政策，自然產生了安全差序格局。孤立主義意味著：勢單力薄、道德高尚的新生合眾國不能跟腐敗的舊世界同流合汙。門羅主義是孤立主義與地緣形勢結合的自然結果。禁止舊歐洲汙染新世界，意味著美洲的道德優越性可以落實為安全優越性。孤立主義-門羅主義在技術層面雖然表現為守勢，在價值層面的自信或自大卻已經超過了舊世界的任何強權。僅僅由於美國的弱小和歐洲對海外的習慣性輕視，19世紀的外交俱樂部才沒有從中看出帝國的種子。

歐洲實力均衡外交的破產促成了威爾遜主義，創造了美國塑造世界秩序的第一次機會。國際聯盟的原始構想明顯準備以美洲共和國聯盟為模板（正如美洲共和國聯盟以合眾國為模板），實現世界和諧。威爾遜本著“山巔之城”的前提，相信世界大戰歸根結底源於歐洲人的世故和猜忌。世故和猜忌達成的平衡有其內在弱點，破裂是應有之義。換句話說：美國各州的和平和繁榮是美國人道德高尚的獎品，歐洲的戰爭和殘破是歐洲人玩世不恭的懲罰。國際聯盟取代實力均衡，關鍵不在技術和組織（美國人在這方面其實不如舊歐洲外交官擅長），而在道德更新，並且國際協調體系必須以共同價值和相互信任為基礎。如果老奸巨猾的歐洲人目光短淺，不肯舍棄權術，即使美國的成功經驗也挽救不了他們。

從美國孤立主義者的角度講，國際聯盟（以下簡稱“國聯”）由於軟件（墮落價值觀）的影響，在成立以前就已經失敗了。不能真心悔悟夙罪的人只能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不值得拯救也無法拯救。道德落差事先決定了安全落差。從丘吉爾這樣的歐洲政治家角度講，美國人空洞而偽善的理念缺乏可操作性，只給他們帶來了隨時安撫美國人良心的額外負擔。高標準的國際協調和相互信任一方面解除了條約破壞者的枷鎖，一方面增加了條約維護者的合作成本。如果他們仍然堅持實力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不至於如此悲慘。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天真的國際協調主義者將戰後的中歐完全留給了蘇聯的善意。當蘇聯人不出所料地踐踏盟國的一廂情願時，道德主義者的義憤只能發泄在國內政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