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之流，混沌之海

文明何物？秩序出於混沌也。混沌大而秩序小，混沌久而秩序短。故文明者，選擇、刊落也。譬如認知圖景，非出於眼而出於腦。感官之所入，紛繁迷離而不能成像。靈明之所擇，僅在先定之若幹認知框架。框架之外視若無睹，猶紫外線、超聲波之屬。然其異者在於：非五官所不能，實心智所不欲。文明亦然。有形態意義出於無形態質料，猶巨匠之鑿石留像。意義有異、宗風各別，然石多像少，一也。石固可無像，像不可無石。混沌固可無秩序，秩序不可無混沌。文明秩序生於混沌，亡於混沌。文明在世之日，亦須時刻自“混沌汪洋”抽取“秩序之流”以維持自身。

歷史何物？伏脈隱於蒼莽也。“秩序之流”在，則意義在；意義在，則歷史在。循流溯源謂之史。意義世界之前、之後、之外，有事件而無歷史。天下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亡之史。有大河，而後有星宿、積石。河竭，星宿、積石無異於鄰村池塘、土堆。黑斯廷斯、蘭尼米德尚有意義，以其後裔未絕、江河浩蕩之故。否則，事件喪失意義，後人只知其為權力與財富之爭。帝國早期史家尚知愷撒、龐培龍爭虎鬥，乃共和、城邦之生死抉擇；拜占庭晚期史家則視同列朝諸帝爭位。歷史喪失意義與文明衰亡過程同步，昭然若揭。權力與財富之爭無所不在，鄰村村長子侄早已充分表演，在吾耳目，何需遠求？故不知秩序脈絡而輯錄事件，非史也，博古集郵學也。

文明何益？賦予生存以意義也。歷史何益？發掘維持意義世界也。原人棲棲遑遑為野味，史前之人也。孔子棲棲遑遑為禮樂，歷史之人也。範進棲棲遑遑為科第，史後之人也。史前之人不知意義世界。史後之人有先人所遺之意義世界，然而無法理解。愚夫愚婦皆知克倫威爾篡位不同於亨利四世篡位，證明史家已盡其維護文明責任。愚夫愚婦皆知劉邦、項羽爭位等於朱元璋、張士誠爭位，證明史家已盡其消耗文明責任。文明將衰而未亡，則史家相率拋棄意義維持而逃於材料編列，甚至以理性客觀中立專業自詡。文明將興或復興，以史家能就同樣材料創造或重建意義體系為先兆。觀諸軸心時代及近世歐洲，可見風會所至、百無一失。王船山所謂“六經責我開生面”，垂老文明渴望以刷新意義世界而自救也。苟能明此，縱然知其不可為，亦當有所必為，以待來者。

是為序，填詞志之。

水龍吟·岐下

銅蠡何處斜陽，鸞韶久閉行雲度。

紫陌題鐫，風遊雨嬉，空階數處。

過眼蒼莽，蓼落秋姿，曾堪一顧。

甚梅枝解舞，披芳弄燁，霜天老，鷺影孤。

一笑依約解語，憶三生，迢遞青蕪。

結廬人杳，殘英遺瑟，家山無據。

隴坂西風，長楊蒺藜，碧雞難度。

任驛庭新月，宵深猶過，當年駿骨。

T.S.艾略特的意見大致是：著作的意義與作者關系不大，而主要取決於著作依托的傳統。人類依靠意義生活，甚於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義世界中，沒有比傳統的建立和延續更重要的事情。現世的失敗和肉體的毀滅都是瑣屑而非決定性的泡沫，只有傳統的顛覆才是終極而不可逆的裁決。普希金曾經揚言，他要讓劊子手的子孫為他詛咒自己的祖先；但東正教-神聖俄羅斯-家長君主制的三位一體傳統雖然沒有阿克薩科夫和舍維廖夫期待的那樣強大，倒也並不像普希金和拉吉舍夫想象的那樣脆弱。今天，普希金的精神子孫和舍維廖夫的精神子孫仍然在索布恰克和普京身邊播種。俄羅斯的遼闊原野和億兆子民無異於諸神的競技場和原料庫。普希金所預見的那種可怕裁決只發生在極為罕見的情況下，例如，希特勒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子孫用他們繼承的遺產殺害自己的祖先，將詛咒傳揚到萬國和後世。有些人之所以對靖國神社耿耿於懷，原因就在於他們看到：日本的種子沒有死亡，人為的嚴冬早晚會過去；一個驕傲的民族終將卷土重來，將地方性戰爭的是非成敗投入資料雜物室。

在華夏世界的天空下，諸神的戰爭圍繞“正閏之辯”展開。“正統”和“閏統”之於儒家文明的習慣法體系，猶如“憲制”和“僭政”之於日耳曼習慣法。習慣法的力量總是大於任何成文法，卻不會有明確的邊界。因此，儒生的“正閏之辯”就發揮了相當於英格蘭王國上議院和普通法法官的作用。他們要通過“眾議僉同”裁決：什麽是權利（right），什麽是權宜（necessary），什麽是僭越（self-assumed）。前兩者屬於“正統”，後者屬於“閏統”。在“正統”邊界內，還存在“經權之辯”。“經”類似權利（right），要求目的和手段的絕對合憲性。“權”類似權宜（necessary），允許——但僅僅為合憲的目的而允許——行使緊急狀態權力。研究和鑒定“正、閏、經、權”的學問，就叫“經學”。從材料和內容上看，經學似乎就是史學的一種。其實不然，兩者的差別像愛德華·科克與戈登·伍德、施米特與蘭克一樣大。當然，許多重量級人物身兼二任。克拉林敦、休謨和麥考萊的所謂史學，其實主要是經學。他們的著作與其說與世無爭地考證歷史，不如說積極主動地加入了作者同時代的憲法鬥爭。我們必須對顧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給予同樣的評價，但錢大昕的著作就只能視為真正的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