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盈縮（第4/5頁）

在1800年以前，這種觀念最知名的堅持者就是重要的激進派哲學家威廉·葛德文與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他們首先獨自奮戰，後來成為情人，最終在瑪麗1797年去世之前幾個月正式結婚。當他們初次相遇時，葛德文已經開始寫作《政治正義論》的第一版（1793），那本書直接宣稱“婚姻是一種虛偽的制度”，“取消婚姻會消滅一切罪惡”，所有的女性與男性都應該在兩情相悅的情況下，自由地發生性關系（“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情”）。當沃斯通克拉夫特過世一年後，悲傷的葛德文出版了一部關於她的回憶錄，這本書同樣驚世駭俗，其中忠實記錄了她的感情關系、未婚產子，以及她生前對兩人關系的公開承認。例如（葛德文以其生硬的文筆寫道），

那是在她1792年12月抵達巴黎的四個月之後，她懷著內心的秘密渴望發生了那種關系……（幾個月後）她又與伊姆雷先生好上了，找到了給他生小孩的理由。

當她與葛德文開始同居，同樣地，

我們並沒有結婚……沒有什麽看上去比這更荒謬，或更有悖於真正的情感，那就是要求豐溢的靈魂服務於一種儀式……瑪麗認為其行為完全合宜。

理查德·卡萊爾此前是德文郡的鐵匠，後來成為了《共和報》（The Republican）的編輯，其後還與女權主義者伊萊紮·夏普爾斯踐行了他的思想原則。他在19世紀2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暢銷讀物，提倡性快感、避孕、年輕人定期性交，以及自由而平等的兩性關系、蔑視婚姻等。“性行為，”他解釋道，

不比吃飯或喝水具有更多的道德內涵……一個真正的道德家不會認為自然行為有什麽罪惡，也從不會譴責那些既沒有暴力也沒有危害的性行為……與健康、美麗、溫柔一樣，性行為是人類幸福的真正泉源……一個女人同意與一個男人生活在一起，不論是一個月、一年或一輩子，且沒有交納神父契約（即婚姻）的費用，這種行為與明媒正娶一樣道德……倘若她因此而生下了一百個男人的孩子，她的美德也同樣完好無損。那些批評的喧囂聲只是來自宗教、神父的算計以及愚昧無知。

不少卡萊爾的追隨者與通信者都狂熱地認同這種情感。其中一位來自坎特伯雷身份不明的釀酒商告訴他，

我一直認為，除了兩情相悅以外，任何法律規範都不能夠約束性行為，其只能產生有害的作用。我七年前懷著這類情感步入了婚姻，而我隨後的經歷一直在支持與強化這一觀念。我迄今仍是一個享樂主義者，我認為快樂與美德是同義的，與此相類，邪惡與痛苦也是同義的。在這個世上激發快樂的感覺又不引起邪惡，在我看來，乃是無上的道德。

那些幫助宣傳了此種觀點的人，還包括重要的激進派活動家弗朗西斯·普雷斯，以及年輕時期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女性與男性應基於平等地位自由地結合與分手，這一觀念同樣得到了18世紀晚期與19世紀早期其他一些社會、政治及宗教改革家的傳播甚至實踐，其中包括威廉·湯普森與安娜·惠勒、密爾與哈麗特·泰勒、威廉·林頓、羅伯特·歐文及許多歐文主義者。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珀西·比希·雪萊與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文，後者是《弗蘭肯斯坦》的作者，也是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與威廉·葛德文唯一的孩子。

正如卡萊爾的例子所顯示的，即便女性的濫交如今也偶爾會得到支持。一位通俗作家認為，“多樣的愛情對男女而言都再自然不過”，所有類型的古典與現代社會都顯示，對於兩性而言，“某種程度的天賦自由”不可避免且值得追求。性行為“合乎道德、具有人情、完美優雅、怡樂身心”，羅伯特·戴爾·歐文在他的一部暢銷的小冊子中這樣宣揚，“男人女人們接受的社會教育完全將其排除在外……源自這一本能的快感……是良好而適宜的，值得追求與享受。”年輕女人不可避免地會尋求短暫而“不合法的關系”，她們應該接受避孕措施，而不是謾罵侮辱。（在19世紀早期也頭一次出現了這種歷史現象，即有人公開提倡民眾普遍采取避孕措施——作為一種控制人口與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手段——其倡導者為歐文、卡萊爾與普雷斯等。）

與此相類，在1800年左右，詩人詹姆斯·勞倫斯受到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啟示，同時有感於當時德國對於女人本性的爭論，以及有關其他文明性風俗的人類學記載，遂發表了一系列著作，在其中論證了廢除婚姻制度、賦予女性完全性自由以及引入母系繼嗣所帶來的社會益處。他認為，男性與女性本質上都是傾向濫交的：“一個男人因為今天愛上了一個女人，那麽明天也得繼續愛著她，這種規定沒什麽道理，就如同規定一個男人因為碰巧今天與一個女人跳舞，那麽在下一場舞會中也得做她的舞伴。”簡而言之，“人類的幸福與自由”要依靠女性的性解放：“讓每一個女人都從男人的懷中完全掙脫出來，享有男人如今已享有的所有自由，只要自己喜歡，她可以接受盡可能多的情人，不管對方是來自何種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