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土地（第4/9頁）

經濟上的結果長期看來是有益的，盡管在短期內損失嚴重，就像在重大土地變革中經常見到的一樣。到了1830—1831年，普魯士的牛羊數剛恢復到該世紀初的水平，地主現在擁有較大的土地份額，而農民只有較小的份額。另一方面，在這個世紀的前半期，耕地面積大致增長了1/3以上，而生產力則增加一半。[15] 農村剩余人口顯然在迅速上升，而既然農村狀況極其糟糕（1846—1848年的饑荒，在德意志也許比愛爾蘭和比利時之外的任何地方都要嚴重），於是移民就擁有足夠多的誘因。在愛爾蘭饑荒之前，各國人民當中，日耳曼人的確提供了最大量的移民。

因此，正如我們看到的，保護資產階級土地所有權制度的實際法律步驟，大多數是在1789—1812年間實行的。除了法國和一些鄰近地區外，這些步驟的結果顯得相當緩慢，主要是因為拿破侖失敗後社會和經濟力量的反動。總而言之，自由主義每前進一步，便將法制革命從理論向實際推動一步，而舊制度的每一次復辟，則延遲了這種革命，特別是在自由派迫切要求出售教會土地的天主教國家。因此在西班牙，1820年自由主義革命的暫時勝利，帶來了一項允許貴族自由出售其土地的“解除束縛”（Desvinculacion）新法律；1823年的專制主義復辟，又廢除了該法律；1836年自由派再次勝利後，又重新加以確認，如此等等。因而，除了在中產階級購買者和土地投機商願意積極把握機會的地區外，在本書所論時期，就算我們算得出來，土地轉移的實際數量仍十分有限。在博洛尼亞（Bologna，意大利北部）平原，貴族土地從1789年總價值的78%，經1804年的66%，下降到1835年的51%。[16] 反之，西西裏全部土地的90%，直到很久以後仍留在貴族手中。[17] [3]

這裏有個例外，即教會土地。這些幾乎總是低度利用、放任不管的廣大領地（據稱1760年前後，那不勒斯王國有2/3的土地是教會的[19] ），其中一些幾乎沒有看護人，只有無數的野狼在遊蕩。甚至在約瑟夫二世的開明專制崩潰後，在信仰天主教的奧地利專制主義反動中，也沒有人提議要交還已經世俗化和已分配的教會土地。於是，在羅馬涅（Romagna，意大利東北部）的一個自治社區裏，教會土地從1783年占該地區土地面積的42.5%，下降到1812年的11.5%，但是失去的土地不僅轉到資產階級地主手中（從24%上升到47%），而且還轉到貴族手中（從34%上升到41%）。[20] 因此不足為奇的是，即使在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時斷時續的自由主義政府，於1845年前也得以售出一半以上的教會土地，而在教會財產最集中或經濟最先進的省份尤為明顯（在15個省份當中，超過3/4的教會領地已被出售）。[21]

對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來說，不幸的是，這種土地的大規模再分配，並沒有如預期中確定的那樣，創造出一個具有企業精神、進步積極的地主或自耕農階級。在經濟不甚發達和道路難以到達的地區，中產階級購買者（城市律師、商人或投機者）為什麽要自找麻煩地投資土地，並費力把它經營成良好的商業性事業，而不是輕輕松松地從前貴族或教士地主那裏，取得他迄今仍被排斥在外的地位，然後再將這些地位所擁有的權力，行使在金錢而非傳統和習俗之上。在南歐的廣大地區，一批更加粗放的新“男爵領地”，更加強了舊貴族特色。大型領地的集中現象，在有的地方略微減弱，如意大利南部；有的沒有變化，如西西裏；有的甚至加強，如西班牙。在這類社會中，法制革命就這樣用新封建加強舊封建；而且小購買者，特別是農民更是如此，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從土地出售中獲益。可是，在南歐的大部分地區，古老的社會結構仍是那麽強大，甚至使大量移民的設想都不可能。男子和婦女生活在祖先生息之地，而且如果他們別無他法，就餓死在那裏。意大利南部的大規模人口外移，是半個世紀以後的事。

但是，即使農民實際獲得土地，或被確認具有所有權，像在法國、德意志一些地區或斯堪的納維亞一樣，他們依然沒有像預期的那樣，自動轉變為富有進取心的自耕農階級。而正是因為這一單純的原因，當農民想要土地時，他也很少想要一個資產階級式的農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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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統舊制度而言，盡管它是暴虐、低效的，但還是具有相當的社會必然性，而且在最低層次上也具有某種經濟保障，更不用說它被習俗和傳統奉為神聖了。周期性饑荒，令男人40而衰、女人30而衰的勞動重負，都屬於天災；只有在異常艱難困苦的荒年或革命年代，才會成為那些該為此負責者所造成的人禍。以農民的觀點來看，法制革命除了一些合法權利外，什麽都沒有給，但卻拿走了許多。因此在普魯士，解放賦予農民2/3或1/2的舊有耕地，並使他們擺脫強迫勞役和其他賦稅；但解放同時也正式剝奪了農民如下的權利：歉收和牛瘟時要求領主幫助的權利；在領主森林采集或購買便宜木柴的權利；修建住房時要求領主幫助的權利；窮困潦倒時請求領主幫助繳稅的權利；在領主森林裏放牧牲畜的權利等等。對一個窮苦農民來說，這似乎是個極其嚴苛的成交條件。教會土地可能經營得很差，但這一事實本身倒頗受農民歡迎，因為他們可以在那塊土地上享有根據傳統而獲得的權利。公地、牧場、森林劃分和圈地等政策，都只是從窮苦農民或佃農那裏奪走他（寧可說他作為社區的一部分）有權享有的資源和保留地的手段。自由土地市場，意味著農民可能必須賣掉土地以維生；農村企業家階層的形成，則意味著一個最冷酷精明的階層取代了舊領主，或在舊領主之外繼續剝削農民。總之，在土地上引入自由主義，就像某種無聲的轟炸，粉碎了農村以往的社會結構，而除富人以外，什麽也沒有留下。這是一種叫作自由的一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