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巴巴的餅幹

那個夏天，我剛滿十七歲，的確很年輕，可年輕並不是那麽快活。家裏有長我七歲的哥哥和長我四歲的姐姐。我總覺得有價值的事，還有讓大人們吃驚不已的事，都讓他們先做盡了，剩下的事就像幹巴巴的餅幹。

“幹巴巴的餅幹”是媽媽想出來的說法，指那些加了碎椰果、碎杏仁、碎果幹等東西的餅幹。吃起來口感差，還分不清到底是什麽味道，家裏人都不喜歡，所以別人送的什錦餅幹中，這種餅幹總是留到最後。

父親在大學裏當老師，母親沒有正式工作，她擅長西式裁剪，有時會在家中接些活兒。家裏的樓梯平台上放著縫紉機和各色花樣的布。

我在市中心的女子學校上學。那是一所古老而美麗的學校，體育課上甚至還要練日本長刀。在我滿十七歲的那個夏天，哥哥和姐姐都已不在家中了。他們是意志堅強的孩子，不斷向外拓展人生。哥哥沒有找固定的工作，一邊打工一邊四處遊蕩，根本不回家，後來他經營咖啡館，現在已有了兩個孩子。姐姐當時正在北海道上大學，和在那兒結識的男子結了婚，後來她做了牙醫，現在仍然在北海道生活。

和總是出問題的哥哥以及成績優秀的姐姐不同，我是一個平淡無聊的女孩子。

家中除了父母和我，還有西娜。西娜是一只蘇格蘭母狗，有牙周病，還患有慢性耳炎，嘴巴和耳朵非常臭。十五歲的西娜走路已經搖搖晃晃了。在被哥哥姐姐丟下不管這一點上，我覺得自己和西娜同病相憐。

二層左側是我的房間，裏面放著十七八歲女孩子屋裏應該有的一切，有書、唱片、廉價的化妝品等。墻上還掛著幹花。

“真是蠢女孩的房間。”姐姐以前經常這樣說。

在十七歲之前，我一直住在同一個小城中。那是位於東京邊緣的通私鐵的小城鎮，既不是都市，也不是鄉村，只是人口逐年增多。只有車站一帶繁華，城鎮裏面都是住宅和田地。當時還通那種綠色的慢車，現在當然沒有了。那車搖晃得厲害，車內還充滿汽油味。

那是個悶熱的夏天。

肉店老板的兒子河村寬人和我是小學同學。他沒有上高中，在父親的店裏幫忙，是個身體健壯的男孩。小學時男女生一般不在一起玩，但從小學時代起，他就經常主動找我玩。對我來說，他是個很特別的男孩。他眼角有個小疤痕，每次有人問到，他總會認真地解釋：“來家中玩的堂兄帶了一把飛刀，這疤痕是被那東西劃傷後留下來的。”

他就是這樣一個少年。

“喂，咱們去哪兒玩吧！”臨近傍晚，我去商店街的一角買了他炸好的土豆餅，邊吃邊問，“你哪天休息？”

土豆餅很燙，黃色紙袋上滲出星星點點的油。

“我哪天都行，可去哪兒呀？”

滿臉汗珠的寬人這樣回答。他用頭上已變黑的長筷子不停地翻動大鍋裏的土豆餅。

“我想開車去兜風，你能借到你爸的車嗎？”

和我同歲的寬人當然還沒有駕駛執照。不過附近的人都知道，他有時會開店裏的車。愛喝酒的父親偶爾把他叫到酒吧中，替自己把車開回家。

“我一個人不行，必須和有駕照的人一起。”

“沒關系，車這東西，一踩油門就會自動跑，一踩刹車就會自動停止，你不是經常坐嗎？”

我對開車一無所知，卻一味地這麽慫恿他。

“我在副駕駛座上給你看地圖。”

不知出於什麽原因，我只有對河村寬人說話時，語氣才會變得如此強硬。

初中畢業後，我時常去肉店玩。我們只是隔著炸土豆餅的鍋和擺著肉的玻璃櫃台閑聊一會兒而已。

我家在車站南側，寬人工作的肉店在車站北側。要去見他，必須經過鐵道口。那兒不時發出咣當咣當的聲音。緊挨著有一家鰻魚店，周圍總是彌漫著烤鰻魚的煙霧和味道。

在家中，家人都叫我阿圓，因為我曾是個圓滾滾的胖娃娃。現在想來，那不是什麽值得高興的稱呼，但一直被這樣叫，我也覺得十分自然，並沒有任何抵觸。而且家裏人把葡萄也稱為阿圓，讓我感覺葡萄是特別親切的東西。給別人寫信時，總在署名後畫上葡萄，好像那是我的標志。

媽媽親手做的床罩也布滿小葡萄花樣。和爸爸一起去百貨商店時發現的印有葡萄的素燒杯子，一直用到現在。

被稱為阿圓的我，當時喜歡讀的書首推《叢林故事》。總是放在枕頭邊，睡覺前拿在手上翻一會兒。即便不拿起來讀，也肯定要用眼角瞄一眼封皮。

所以在我眼中，女子學校的朋友們都非常成熟。她們成熟而活潑，有女性魅力，而且思想前衛。

她們之中有幾個正在和大學生交往。就算不是真正的交往，她們也會建立一個自己的交際圈，比如在圖書館、附近的公園、咖啡廳，以及當時流行的沖浪用品店中認識一些朋友，和他們發展到一見面就會打招呼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