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上古史 第十四章 上古的社會

從上古以至春秋戰國，社會組織的變遷，尤其巨大。

孔子所說的大同時代，大約是極其平等，毫無階級的。至各部落相遇，而有戰爭，於是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階級。其最顯著的，就是國人和野人的區別。古代有許多權利，如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等，都是國人享的。注168而厲王監謗，道路以目，出來反抗的，也是國人。至於野人，則“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注169不過有仁政則歌功頌德，遇虐政則散之四方而已。觀此，便知其一為征服之族，一為被征服之族。古代的田制，是國以內行畦（qí）田之制，國以外行井田之制的。注170可見國在山險之地。而兵亦都在國都附近。注171此可想見隆古之時，國人征服野人，就山險之處，擇要屯駐，而使被征服之族，居於四面平夷之地，從事耕農。這是最早發生的一個階級。

歲月漸深，武力把持的局面，漸成過去，政治的勢力，漸漸擡頭，而階級的關系一變。原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雖有階級，而同一征服者之中，亦仍有階級。這是接近政權與否的關系。古代國人和野人的區別，大約如契丹時代的部族和漢人。同一征服者之中，執掌政權和不執掌政權者的關系，則如部族之民之於耶律、蕭氏等。歲月漸深，政治上的貴族平民，區別日漸顯著；從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畛（zhěn）域，轉覺漸次化除。這一因政權的擴大，而執掌政權的人，威力亦漸次增加。一則年深月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仇恨，日漸淡忘；而經濟上平和的聯系，日益密接。又人口增殖，國人必有移居於野的；而畛域漸化，野人亦必有移居於國的；居處既相接近，婚姻可以互通，久而久之，兩者的區別，就馴致不能認識了。這是階級制度的一個轉變。然而其關系，總還不及經濟上的關系、力量來得更大。

古代各各獨立的小社會，其經濟，都是自給自足的。此時的生產，都是為著消費而生產，不是為著交易而生產。此等社會，其事務的分配，必有極嚴密的組織。然而歷時既久，交通日便，商業日興，則社會的組織，亦就因之而改變。因為人，總是想得利的；總是想以最小的勞費，獲得最大的報酬的。各個小社會，各各獨立生產，以供給自己的消費，這在獲利的分量上言，原是不經濟的事。所以從交易漸興，人就自然覺得：有許多向來自造的東西，可以不造而求之於外；造得很少的東西，可以多造而用作交易的手段。至此，則此等小社會從前事務的分配，不復合理。若要堅持他，便足為這時代得到更大的利益的障礙。人總是想得利的；總是想以最少的勞費，得到最大的報酬的。於是舊時的組織，遂逐漸破壞於無形之中。於是人的勞動，非復為社會而勞動；其生活，亦不受社會的保障。而人是不能各各獨立而生活的，“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注172離居不相待則窮。注173於是以交易為合作，而商業遂日益興盛。然此等合作，系在各個人自謀私利之下，以利己之條件行之的。實際雖兼利他人，目的是只為自己。有可損人以自利之處，當然非所顧慮。而在此等不自覺的條件之下合作，人人所得的利益，當然不會一致的。而人是沒有資本，不會勞動的，在分配的過程中，有資本的人，自然獲得較有利的條件。於是商業資本，日漸擡頭。人既不能回到武力劫奪的世界，而總要維持一種和平的關系，則在此關系之下，能占有多量財富的，在社會上，自然占有較大的勢力。於是貴賤階級之外，又生出一種貧富的階級。而其實際的勢力，且陵駕乎貴賤階級之上。這是階級制度的又一轉變。

我們試看：古代的工業，都是國家設立專官，擇人民所不能自造的器具，造之以供民用。注174商業則大者皆行於國外。注175其在國內，則不過“求壟斷而登之”的賤丈夫，並不能謀大利。注176而到晚周時代，則有“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之諺。注177前此“市廛（chán）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注178可見其對於商人，盡力招徠。至此，則必“兇荒劄喪（zhá sàng），市乃無征而作布”。注179便可見此時的工商事業，和前此大不相同了。

同時因在上者的日益淫侈，剝削人民益甚，於是有孟子所說“慢其經界”的“暴君汙吏”。注180亦因人口增殖，耕地漸感不足，不得不將田間的水道陸道，填沒開墾，這就是所謂開阡陌。注181於是井田制度破壞，而分地不均。古代作為公有的山澤，至此，亦被私人所占。經營種樹、畜牧、開礦、煮鹽等業，注182而地權之不平均更甚。

地權不平均了，資本跋扈（bá hù）了。一方面，有舊貴族的暴虐；一方面，有新興富者階級的豪奢。貧民則“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注183遂成為一懸而不決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