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後的邊疆之外美國的新政

美國是一塊大陸中的一片。美國是一群控股公司，是一些工會組織的集合體，是一套小牛皮封面的法律書，是一個廣播網，是一群連號的電影院……美國是一幫穿著制服被埋葬在阿靈頓公墓的人。美國是你離家後的通訊地址上最後的那幾個字母。但是多數情況下美國是人民的言論。

約翰·多斯·帕索斯，《美國》，1938年

1921年11月9日，星期三，持續的降雨和灰蒙蒙的天空讓人難以看清波托馬克河上正在溯河航行的海軍奧林匹亞號。這艘船之前是海軍準將喬治·杜威（George Dewey）的旗艦，由於在美西戰爭期間馬尼拉灣戰役中的表現而名聲大噪。這一次，它將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無名美國士兵的遺體運回國，這也是它在退役前的最後幾次行動之一。在一片灰茫之中，旁觀的群眾不大看得清船的輪廓，卻還是能夠根據奧林匹亞號經過時禮炮的鳴響聲判斷出船的位置。船上運送的靈柩將會停放在華盛頓國會大廈的圓形大廳供公眾瞻仰，夜裏也會有儀仗隊守靈。據媒體報道，遺體抵達時舉行了簡短的典禮，出席人員僅有總統沃倫·哈定及其夫人、潘興將軍以及其他幾位軍隊高官。第二天，陰雲散去，在官方正式敬獻花圈之後，人群開始湧來憑吊。據《紐約時報》報道，前來憑吊的人群真正是一條“人性的河流，美國的男女老少，那些繼承傳統的美國人，那些上帝的選民”，“是這個國家流動的生命線——一條緩慢但勢不可擋的人性的湍流，湧來為在法國陣亡的美國士兵的英勇作證”。

圖49 阿靈頓公墓無名烈士葬禮上的群眾（1921年）。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1754）。

第三天正是休戰紀念日，在這天，這位無名士兵代表無名烈士們被安葬在阿靈頓公墓。總統在悼詞中提醒聽眾，這次葬禮“不只象征著政府對其行為的贊賞，也暗示著在這個國家的心中，有一座墳墓存在”（見圖49）。阿靈頓代表的是“民族良知的武裝力量”的安息之沖突，不再是對作戰力量的考驗”，而僅僅是“殘忍的、蓄意的、科學的破壞”[1]。

因而，在這些莊嚴典禮的核心是一種愈加清醒的觀點：在這個國家的心中有一座墳墓。這種說法放在今天也許司空見慣，但對於1921年的美國人來說卻是陌生的。一方面，對於這個5年前才紀念過內戰50周年的國家來說，“英勇烈士”這種說法不算新鮮；另一方面，對於當時的人們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極端破壞讓他們更有憑證去相信一戰和美國內戰一樣，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反常、一種瘋狂，讓人類遍體鱗傷，也更加審慎。對於那些見證了無名烈士葬禮的美國人來說，這場葬禮標志著結束而非開始。他們認為，就如哈定承諾的那樣，“再不該要求這樣的犧牲”。

事實當然不會如此。這場葬禮是美國犧牲的一個最著名的象征，它當然既代表了一種結束也代表了一種開始，但卻不是美國參與全球沖突的結束，而是進一步融入全球及其沖突中的開始。不過，美國並沒有著急行動。恰恰相反，對一戰感到震驚的美國選擇了退出歐洲事務，即使沒有完全與世隔絕，至少也是不情願承認自己在全球事務中的新角色，更不用說去扮演這個角色。之所以不情願承認，一個原因就是，在一些美國人看來，美國是被迫卷入了這場戰爭，雖然對其勝負起了決定性作用，但並沒有在其中扮演主導角色。與此同時，由於這個國家裏還有許多人的親友陣亡未歸，無名烈士的葬禮能夠引起特別的共鳴。美國的歐洲戰爭公墓足以表明，這個國家將一部分的自己永遠地留在了這裏。從法國敘雷納公墓特別運回的士兵殘骸裏裹挾著法國的泥土，美國在容下這些泥土的同時，也再次表明，一戰雖然沒有努力地去締造、卻以最悲劇的方式加強了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的聯系。

雖然美國在一戰中的傷亡人數僅占傷亡總數的百分之一，這並不意味著戰後時期的美國人就一定比歐洲人過得容易。進步時代的美國正忙於建立起高於一切的秩序，這種秩序此前遭到了戰爭的威脅。事實上，獨立革命之後的美國可以說一直都在潛在的混亂之中建立秩序，從各州之中建立國家，武裝打壓地方勢力，將移民美國化，尤其是在來自各州的不同階級、不同種族的民眾之中努力締造一種團結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的形成一直都在運用人們的想象，引發人們的關注。1921年11月，人群湧向阿靈頓公墓去聆聽總統談論那些“喚醒世界”的無私奉獻的無名烈士時，剛剛才挨過了一段美國前所未有的充斥著局勢動蕩和種族暴力的糟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