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第3/4頁）

歷史從不遲到早退曠課，它永遠在場，前人做過的所有事，都是歷史，今人正在做的事，都正在變成歷史，後來人做的事，則早晚會成為歷史。這一切，只是需要有記錄的人而已。

有人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我說不然，歷史就是中國人的宗教。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準確地說中國缺少的是形式上的宗教，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德行、言論、功業如果能夠通過歷史記錄，傳之後世，那麽這就是自己人生價值的被肯定。多數中國人不相信基督的末日審判，但中國人相信歷史的審判。正如劉少奇所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中國人或許不相信好人死後會升天堂，壞人死後會下地獄，但中國人相信，因為有歷史，好人能流芳百世，壞人將遺臭萬年。

撫今追昔，總令人感慨萬千，中國歷史幾千年彈指一揮間，古今興亡多少事，盡入漁樵閑話，多少代人在這片土地上出生、成長、死亡，綿綿不絕，生生不息，多少可歌可泣的悲歡離合最終化作歷史的插曲，多少驚天動地的帝王將相最終化作歷史的塵埃。

歷史可以不被完全還原，但不能沒有是非，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讓人明智，才能對公民教育有所幫助，虛偽的臉譜化的歷史不但不能給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啟示，相反，它會混淆視聽，降低公民的智力，降低公民的判斷力，讓公民產生完全錯誤的分析。

一個記錄真實歷史的史學家為了所寫之事盡全力客觀，他要超脫於自己的身份、地位、私利、階級和民族感情，他要站在一個古今全體人類之外的角度來書寫，他既不能把自己站在帝王將相的角度居高臨下指點江山，也不能把自己站在被奴役階級角度來抒發自己的仇恨，他不能以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的角度來醜化侵略過自己祖國的敵人，也更不能美化侵略者。這個史學家所寫的事必須和他自己沒有任何關系，你讓一個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去寫南京大屠殺，興許個別地方就會有所失真。

好的史學家是歷史的判官，他恰似一個優秀的法官。好的法官會對各種卷宗縝密推理，合理分析，再根據法律來做出裁判；好的史學家會對浩如煙海的史料披沙揀金，考證分析，再根據秉筆直書懲惡揚善的史德來書寫歷史。孟德斯鳩說：“一部優秀的作品需要兩個要件，一是天才，二是自由。”有天分的中國史學家很多，當然這也與中國人口基數大有關，與中國本身史料在全世界各國中最豐富有關，但自由這一點就不太好辦了。在世界歷史上，大凡專制國家都沒有好的史學家，但是，古代中國是個例外，雖然有許多暴君“朕死之後哪怕洪水滔天”，從而殺人滅口，但是他們對於寫歷史的人卻無可奈何。

642年，李世民對褚遂良說：“你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記了些什麽嗎？”

褚遂良：“史官記載君主言行，詳細記錄善惡諸事，這樣君主才不敢胡作非為，我未聽說君主可以親自看記錄的。”

李世民：“朕有不妥當的事，你也記下了嗎？”

褚遂良答道：“我的職責在於秉筆直書，不敢不記。”

黃門侍郎劉洎說：“假使褚遂良不記載下來，天下也都會記下來。”

皇帝是天子，但史官則超脫於天外，一段段血腥的歷史興許在當時根本無法公開，但因為有歷史學家的存在，有敢於秉筆直書的人，最終我們通過歷史撕開了一個個惡魔畫皮。

好的史家也會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由於史料的紛繁復雜，難以取舍，他們有時也要加上自己的一些合理的推斷和想象，但是好的史學家不會對歷史添油加醋，而是一定會秉筆直書，懲惡揚善，讓亂臣賊子懼；好的史學家不會夾雜太多個人情感，而是一定會帶著理性的光輝來寫歷史；好的史學家不會夾雜太多道德審判，而是一定會設身處地地來寫溫情的歷史。好的史學家寫出的歷史可以曬出歷史人物的靈魂，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一段時間欺騙許多人，但你不可能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因為有歷史在，有天道在！有此二者，只要你壓迫人民，你就會遺臭萬年，只要你心系百姓，你就會名垂青史。

在埃及法老的墓碑上刻著：“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因為我們知道昨天發生過什麽，所以有反思之心，因為我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麽，所以有敬畏之心。正是這反思之心和敬畏之心構成了我寫作此書的初衷。

一部好的歷史作品是有史事、史識、史實、史詩四個因素，先最大限度地占有資料，閱讀大量史事，然後用自己的大格局觀，也就是史識來甄別這些史事。通過考辨史料，與歷史記錄者對話，逐漸接近歷史真相，這樣史實也就出來了。然而如果單純地堆史料，那麽這樣的歷史在傳播的過程中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因此就需要把史實寫成史詩，用如同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宏大敘事、優美文筆來描摹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