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瑪民主的垮台（第2/2頁）

圖28 1932年，一張宣傳興登堡大選的海報。慕尼黑巴伐利亞州府档案館藏。

很快，施萊歇於1932年12月接任總理，並擔任此職位直至1933年1月。施萊歇試圖拉攏工會，以及以格裏高·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為代表的納粹黨左翼。這一舉動立即引發了工業家和農業從業者的恐慌，因為施萊歇為此可能實施創造就業和稅改計劃。斯特拉瑟對施萊歇的提議並沒有作出積極的回應，最後辭去了他在納粹黨中的職務並退出了政治鬥爭的舞台。很明顯，施萊歇和前幾任總理一樣，也無法達成可行的妥協方案。他還讓興登堡相信，在內戰發酵的時期，軍隊無法維持秩序，這一舉動可能是輕率的。1933年1月，帕彭與包括希特勒、興登堡的兒子和興登堡在內的各界人士討論，工業與農業利益集團[如被納粹滲透的“帝國農村聯盟”（Reichslandbund）]對年老的總統施加壓力，讓總統在新的聯合政府內閣中任命希特勒為總理。興登堡非常厭惡這位發跡的“波希米亞下士”，他在1月底不情願地做出了妥協。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一切都符合憲法章程。

某種意義上，這僅僅代表了1930年後總統內閣和專制統治的延續。但另一方面，考慮到後來的發展，希特勒繼任總理當然也代表了與先前的德國政治的根本決裂。納粹黨在1923年政變失敗後，公開表明要用合法手段顛覆議會。他們想要破壞民主，這並不是什麽秘密，而希特勒正是這樣一個黨派的領袖。不過，納粹黨本身相當獨特。雖然它在一些社會群體中的支持率高得不成比例，但比起當時受眾更局限的典型利益集團的黨派，它代表的是更為廣泛的大眾運動，可以說是超脫了派系鬥爭和階級矛盾泥潭的“人民的黨”（Volkspartei）。它有能力許諾將撕裂社會的分歧再次彌合起來。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十分含糊、無所不包：反現代、反資本主義、反共產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這對不同的人來說可以是不同的意思。同時，納粹巧妙地利用了大眾傳媒和政治儀式（例如1929年的紐倫堡納粹集會），形式上就像是一個強大的新異教。再加上富有個人魅力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他擁有超常的演講天賦並不斷加以改進，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公眾形象。有了這麽多條件，納粹黨完全可以把自己包裝成德國命運的拯救者，讓一個所有人渴求多年的偉人來領導全德人民。納粹許諾要給德國人民帶來一個新的民族社會，讓德意志再次立於世界強國之林，撕碎可惡的《凡爾賽條約》，懲罰1918年的“11月罪犯”，讓“猶太病菌”消失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使他們無法再影響、汙染“雅利安”種族，將那些暗中顛覆德國的布爾什維克黨和罪犯宣布為非法。所有這一切對於多數絕望、恐懼的德國人來說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魏瑪民主對他們來說只意味著民族恥辱、經濟災難、社會矛盾和個人對未來的迷茫。民族主義者以及工、農、軍界精英都意識到了這種大眾運動的力量，也意識到了自己缺乏群眾的支持，但他們卻認為自己可以“利用”、“馴服”這個大眾運動，並運用民意使自己破壞民主的計劃擁有合法性，而這單憑他們自己是無法達成的。希特勒根本不需要“奪取”任何權力，那些舊的精英階層直接敞開大門歡迎他進來。面對這兩者的合作，權力已經遭到削弱的工會和內訌不斷的左派已經無能為力，他們再也無法挽救被利益集團和小資產階級大眾拋棄的民主制。而這些陰謀失算的精英們，比起最終無法保護搖搖欲墜、命途多舛的魏瑪共和國的人來說，他們犯的錯誤要悲慘和不負責任得多。在這種獨特的境況中，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了。

圖29 1932年柏林拒付租金運動。院子裏，共產黨和納粹黨的旗子並排懸掛。柏林州立档案館州立圖片資料室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