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政權的鞏固

盡管如此，希特勒還是花了一些時間來擴張自己的勢力，他剛上任的時候，內閣裏除了他以外只有兩個納粹黨員——弗裏克（Frick）和戈林（Goering）。1933年5月，大選又一次拉開了帷幕。雖然2月27日國會大廈縱火後人心惶惶，納粹黨還以這次事件為借口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但依然沒能在大選中獲得壓倒性的大多數選票。納粹黨獲得了43.9%的選票，288個席位，左派則獲得了超過30%的選票（社民黨128個席位，德國共產黨81個席位），中央黨和自由派總共獲得了18%的選票。即使加上和他們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納粹還是無法立即獲得2/3的席位，更別提按照授權法案更改憲法，徹底毀掉民主政府了。不過，3月21日，精心籌備的新國會的開幕式在波茨坦的加裏森教堂舉行，希特勒成功說服了中央黨和其他較小的右翼黨派，讓他們支持自己的計劃。同時，他又禁止共產黨員和21個社民黨黨員參加3月23日晚的帝國議會。於是，希特勒成功地在議會上通過了《授權法》，只有社民黨敢高聲反對，並投了反對票，反對廢除德國的民主制。從此以後，希特勒就可以不顧議會的意見，任意通過任何他想執行的“法案”了。實際上，議會立刻就變得毫無意義了。1933年初夏，除了納粹黨以外，所有黨派要麽被認定為非法組織（共產黨首當其沖），要麽必須自己解散（1933年7月5日，中央黨正式解散）。1933年7月14日頒布《禁止組織新黨法》，由此建立了一黨制。

政府在許多領域推行“一體化”（Gleichschaltung，字面意思就是調到同一個速度）。1933年4月7日頒布的《公職恢復法案》對公務員隊伍進行了清洗，以保證其中沒有納粹主義的反對者，也沒有猶太人。1933年3月，納粹黨開始擴大地方權力，打擊地方州議會。4月10日，納粹派遣“帝國代理官”至各州維護納粹的權力。5月，工會遭解散，並由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領導的“德國糧食總會”（DAF）代替。瓦爾特·達雷（Walter Darré）控制著“國家農民協會”，負責處理農業及農民相關事務，而“手工業、貿易和行業組織”則是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的棲身之所。1934年1月30日，希特勒當上總理一年後，議會的上議院（Reichsrat）也遭到廢除，聯邦體制走到了盡頭。1934年8月2日，興登堡總統過世，對憲法的最後一項重大改革也隨之而來。希特勒立馬將總統和總理合二為一，立法使自己成為德國元首，並令軍隊聽命於自己，向自己宣誓效忠。

由於希特勒在解決沖鋒隊和軍隊的沖突時，作出了偏向軍隊的裁決，因此軍隊就更容易向希特勒俯首稱臣。恩斯特·羅姆領導的沖鋒隊（SA）發展成了對黨衛隊和軍隊來說都難以駕馭的競爭對手。希特勒意識到他非常需要軍隊對他的修正主義和擴張主義外交政策的支持，於是便謀劃了所謂的“長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1934年6月30日，沖鋒隊的領袖，還有一些曾經和希特勒爭吵過的人（包括施萊歇和格裏哥·斯特拉瑟）被謀殺，這場謀殺後來被1934年7月通過的一部法律“合法化”了。沖鋒隊老老實實地待在了自己的位置上。1936年，黨衛隊隊長海因裏希·希姆萊控制了黨衛隊和德國警察，在第三帝國成功地掌握了所有的恐怖手段，可以不顧法律公正，任意實施逮捕、拘留、監禁、酷刑和謀殺。1933年3月，在近慕尼黑的達豪（Dachau）建立了第一所納粹集中營，聲勢浩大，媒體爭相報道。這實際上是專門拘留和強迫勞動的集中營，“反社會分子”（包括對現行政治體制的反對者、同性戀及傳統意義上的罪犯）要在其中接受刑罰。盡管這些人遭受的非人道待遇、酷刑、營養不良、體質病弱、過度勞作和公然殺害都導致了他們的死亡，但這些勞動營[門口的口號居然是“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並非1941年後那些專門用來殺人的滅絕營。由於害怕被抓捕，害怕身邊有告密者，許多德國人戰戰兢兢地遵守著希特勒政權的要求，被迫過上了一種雙重生活，只在私下表達自己真正的看法。

圖30 慶祝“波茨坦日”為希特勒做的宣傳海報, 將希特勒描繪為大政治家以及由興登堡認可的腓特烈二世繼承人。慕尼黑巴伐利亞州府档案館藏。

在脅迫他們遵紀守法的同時，納粹還采取措施讓他們一致同意、支持新的國家社會主義社會。這些措施部分是意識形態的灌輸，部分是實踐。對於那些沒有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之外的人來說，即那些沒有政治傾向的雅利安人，他們沒有猶太血統，對政治也沒有強烈的厭惡，在納粹德國的和平時期，他們的生活相當舒適。納粹的創造就業計劃—建設高速公路、大型建築工程，增加重整軍備相關的項目也不斷促進了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經開始的經濟改革的發展。納粹的經濟政策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既要為戰爭作準備，還要滿足消費者。這些目標有時會發生沖突。關於納粹經濟政策和德國經濟恢復的關聯，以及它們對不同人群的影響，學者們意見不一。比如1936年後的重整軍備政策，某種程度上可能反而拖累了經濟恢復的速度。另外，資本集中的加快代表著納粹上台前的經濟形勢還在持續，很難分析其原因和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發展和1933年之前納粹的意識形態是相互沖突的，比如之前宣布的反對大型商場、支持農村的“血與土”價值觀，這些都很難和軍備政策要求的工業發展相一致。很明顯的一點是，失業率大幅下降，20世紀30年代甚至出現了勞工短缺的現象。比起魏瑪共和國年代的困難和迷茫，納粹獨裁對許多德國人來說意味著收入的穩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隨之而來的是個人自由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