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穩定時期

1924年，魏瑪共和國早前的危機似乎已經結束了，許多領域都有了新的進展。1923年11月，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當選外交大臣，直到1929年去世。對於施特雷澤曼的評價褒貶不一。他是右翼人民黨的一員，後來成為理性共和黨成員（Vernunftrepublikaner），他支持共和國是由於現實原因，而非出於原則。史學家對他的外交政策也褒貶不一，但總體來說，施特雷澤曼在任期間，德國與西方鄰國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同時在東部邊界上，施特雷澤曼采取了開放的態度。1925年《洛迦諾條約》（Locarno Treaty）簽署，德國、法國和比利時三國保證，不會用武力侵略彼此的國土。德國還與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簽訂了協約，但這些協約並無擔保。在國際關系中，德國重新獲得了一席之地，並於1926年9月成為國際聯盟的成員。施特雷澤曼希望《洛迦諾條約》能夠緩和國內對自己政策的批評，並有助於東部政策的推行。1926年4月，《柏林條約》使德國和俄國之間建立了新的關系，同樣的內容早在1922年簽署的《拉帕洛條約》（Rapallo Treaty）中就已出現 [當時的外交大臣是拉特瑙（Rathenau）]。《拉帕洛條約》有助於改善德國和俄國的邦交正常化（與德國一些修正主義者的預期相反，簽訂這個條約並不是為了分裂波蘭、恢復1914年的東部邊疆）。1926年簽署的《柏林條約》規定，若俄國向第三國開戰，德國保證中立。這就意味著，如果俄國和波蘭開戰，法國就無法穿過德國的領土去支援波蘭。

波蘭因此相對處於弱勢。關於賠款問題，1924年制定的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試圖將德國的利益與美國的經濟擴張相結合。同意德國每年還款一次，每次的還款數額比之前的賠償協議減少；設立最初的復蘇階段，德國只要還1/5，剩下的4/5由國際貸款償還，作為“啟動”資金來幫助德國。德國從1928年或1929年開始每年償還“正常”的賠償金。1925年7月，法國軍隊開始退出魯爾區，萊茵蘭的第一片區域清空了。1927年1月，監督德國裁軍的盟軍也撤退了。法國和德國之間達成了經濟和解，德國外交大臣在美國和法國間斡旋，於1928年8月簽署了《凱洛格—白裏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隨著正常賠款的日期漸近，對賠款和萊茵蘭駐軍完全撤出的討論進入了白熱化階段。1929年8月，為應對國內右翼的強烈反對呼聲，開始實施楊格計劃（the Young Plan），設定了新的賠款數額，每年的平均數額比道威斯計劃還要低；協約國取消對德國的管制，1930年6月萊茵蘭也將清空所有的軍事占領，這比德國人從《凡爾賽條約》中預期的要早5年。在施特雷澤曼任職期間，德國外交似乎獲得了許多進展：魯爾區的外國軍隊撤出；萊茵蘭軍事管制取消；德國與鄰國邦交正常化；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更容易達成的賠款計劃；甚至以和平手段追求修正主義的目的，進而為修改德國東部邊界留下余地。

在文化領域，魏瑪時期見證了德國在知識上的蓬勃發展以及藝術上的創造。“魏瑪文化”產生的影響超越了其所在的時空。在自然科學領域，心理學、心理分析及社會學理論學者討論、提出了新的思想。在建築領域，沃爾特·格羅佩斯創立了包豪斯設計學院，創造出兼具美學價值和實用價值的建築、室內設計和家具風格，流行了大半個世紀。在音樂領域，勛伯格（Schönberg）的創新作品世界聞名，同時，美國的“頹廢”爵士樂也在一些圈子中流行，但遭到了廣泛的批評。在散文與詩歌創作領域，托馬斯·曼、海因裏希·曼（HeinrichMann）、埃利希·克斯特納（Erich Kästner）、萊納·瑪利亞·裏爾克(Rainer Maria Rike)、斯特凡·喬治(Stefan Geoge)等人的作品被列入經典。戲劇方面，貝爾托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傑作頻出，尤其是當他與作曲家庫爾特·魏爾(Kurt Weill)進行合作時。現代藝術領域也有一些重要的活動，其中的流派有“藍騎士”（Der blaue Reiter）、“橋社”（Die Brücke）、表現主義、達達主義、立體派和未來主義等。魏瑪共和國時期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利用不同的方式和媒介，分析、揭露、評論自己所處的社會，從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對魏瑪柏林晚期暴力的現實主義的刻畫，到格奧爾格·格羅斯（Georg Grosz）、克特·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等人的作品對魏瑪社會的誇張描述，或是約翰·哈特菲爾德（John Heartfield）的海報和海因裏希·齊勒（Heinrich Zille）關於柏林底層社會的漫畫。20世紀20年代還是大眾文化擴張和商業化的時代，電影院開了一家又一家，在1929年有聲放映機出現之前，一直放映無聲電影。收音機也逐漸普及。直到1932年，帕彭（Franz von Papen）將收音機用作政治用途，為後來的納粹對媒體的利用打下了基礎。對納粹來說，媒體是政治宣傳的手段。盡管很多（但並不是所有）“趣味高雅”（high-brow）的文化在政治上明顯左傾，但更為大眾化的文化仍然是民族主義的，比如一些沒有《西線無戰事》那樣有名的戰爭片，對這種大眾文化最恰當的稱呼可能是德語的Kitsch（庸俗的藝術品）。有人認為魏瑪時期的德意志文化和生活是墮落的，道德觀似乎變得寬松了。女人們的新發型短短的，帶著男孩子氣；人們抽煙，還開始使用避孕藥物和用具。保守派，尤其是新教組織，帶著敵意激烈地批評這種現象。也有天主教教區對此感到不滿。左派則無情地抨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同情工人階級的悲慘生活。對“魏瑪文化”中創造力的爆炸性增長，唯一合理的推論就是，其中的極少部分在理論上有益於共和國的存續。左派抨擊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社會不公，右派則不滿現代大眾民主所帶來的墮落和社會道德的下滑。托馬斯·曼是個孤獨的例外，但也很晚才表示放棄自己在1918年的“無政治傾向”的保守主義，轉而支持共和國。不過，必須承認的是，雖然魏瑪時期的德意志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成就斐然，但對魏瑪文化的影響卻眾說紛紜，政治上的意義也十分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