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瑪共和國的起源和成立初期

1918年夏，就算是最狂熱的軍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德國輸了一戰。原本希望通過帝國主義的對外征戰解決國內社會矛盾的打算失敗了。戰敗後的德國面臨諸多困境，引發戰爭的社會矛盾不但沒有解決，反而繼續惡化。戰爭期間，原本正在進行的資本集中加快了速度，大型卡特爾控制了產品價格和銷售市場，擠出了小企業和小商販。於是，下層和中產階級的處境越來越危險，而大資本家卻變得越來越強大。但是同時，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力量也在逐漸壯大。為了避免罷工，也為了避免生產中斷影響戰時經濟動員，工業家和政府對工會作出了很多讓步。他們改善了工作環境，並承認工會是勞工的合法代表。一些人加入了政治活動，由於戰爭時期勞動力的短缺，以前不工作的女人和青年人也加入了勞工隊伍。心理上，由於經歷了戰爭，人們的視野和視角都發生了改變。不管是因為炮彈休克症還是喪失了方向感，經歷了戰爭的人都很難重新進入並適應日常生活。還有的人由於養老金和津貼，越來越依賴政府，對政府的期望也越來越高。

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德國國內動亂越來越頻繁，國內改革勢在必行。這不光是因為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暗示著德國必須進行改革，才可能協商出較為溫和的和平條約；同時也由於自下而上的壓力，軍隊也不想對“可恥的和平”負責。9月底，軍隊領導將權力移交給了政府，這對政府來說十分適時，因為軍隊將背負戰敗的譴責。10月的改革不單單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議會黨派也在一直或多或少地推動改革的發起。1918年10月，巴登的親王馬克斯（Prince Max von Baden）當選為首相，憲法改革正式開始。這期間改革了公投，廢除了普魯士的三級表決制，讓內閣對議會負責，軍隊不再受王權的控制，而是由平民政府來掌控。如此政體實際上轉變成了君主立憲制，威廉二世對此持默許的態度，但他拒絕讓位給他的兒子，而如果他退位，帝位可能作為政府機構被保留下來。這些改革本是為了回到集權政府所做的暫時變動，但後來卻有了更為激進的發展。

10月底，海軍司令官下令對英國發動最後一次，也是自殺性的進攻，希望借此挽回德國的榮譽。10月28日，威廉港海軍艦隊接令出擊。絲毫不令人驚訝的是，大多數海軍戰士決定，既然已經戰敗，比起德國的榮譽，他們更想保全自己的生命，於是水兵發起了叛亂。11月3日，基爾的示威遊行引發了範圍更廣的叛亂。11月的頭幾天，從德國北部到巴伐利亞的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的社會主義政府，革命動蕩席卷了德國全境，士兵、水兵、工人“議會”紛紛建立，地方政府被取代。柏林成了動亂的中心，商店店主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成員一起探討是否應當發起武裝起義，而社民黨中的溫和派卻對這項提議提出了反對意見。到11月9日，人們普遍認為皇帝必須退位。巴登的馬克斯親王辭職，早已逃出柏林的威廉二世離開德國，逃到了荷蘭。

政府在戰敗的壓力下倒台了，革命烽煙四起。由於這個工業國家中還有大量由工會組織的工人階級，發動典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然而，與馬克思的理論相反，社會主義革命是1917年在相對落後的沙俄獲得成功的，而德國在1918—1919年的革命，卻是在既無法滿足左翼分子，也無法取悅右翼分子，同時還遺留了許多對德國的第一個民主政體不利的條件下發生的，並是一系列的弄虛作假和妥協讓步。這些讓步在11月9日之後的幾天裏簽訂的一些協議中就有所體現。雖然這些讓步在短期內可以穩定局勢，但它們更傾向於掩蓋矛盾，而非解決分歧，這些矛盾與分歧長期下去必然會爆發出更大的能量。再者，所謂的1918年革命其實只是政治和憲法革命，它將德國從帝國變成了共和國，但關鍵的是，它並沒有引發德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任何變化，也沒有對主要的精英階層進行改革。軍隊、官僚系統、司法系統，以及教育和宗教系統，在革命過後仍然保留了它們的地位和影響力，並運用這些地位和影響力從言辭和行動上與新成立的共和國作對。

11月9日，巴登親王馬克斯將權力轉交給了社民黨領袖弗裏德裏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艾伯特合法繼任了“德意志帝國總理”的位置。考慮到柏林到處都是革命的喧鬧，以及會發生更激進行動的流言，艾伯特同黨派的謝德曼（Scheidemann）宣告了魏瑪共和國的成立。這個共和國的具體形式還沒確定，就面臨著迫在眉睫的問題和任務：安置復員士兵，簽署休戰協議，平息遍布全境的動亂和起義，重建德國經濟，保證糧食供應，並在這樣混亂的背景下為共和國創立一部各方均可接受的新憲法。這些任務都不簡單，歷史學家們回過頭來看，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那些對德國未來有影響力的人在當時決策中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