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戰爭

歷史學家就是否存在“17世紀的普遍危機”，如果存在，又該如何描繪並解釋這一問題已經爭論了一段時間。值得注意的是，17世紀中期，一波動亂席卷了歐洲數個國家，有起義、革命，還有內戰，比如法國的投石黨亂[1]和英國內戰。貴族和城市起義頻繁，來對抗日益嚴苛的中央權力。對於這些動亂，雖然沒有一個普遍認可的解釋，但它們都有幾個相同的特征。叛亂常常和借發展中央政權幹涉地方自治的國家構建的進程相關，同時也伴隨著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這就使常備軍隊成為必要，並提高了直接稅收。而對於城市和貴族領主來說，這種需求和榨取越來越嚴重，於是引發了叛亂。

“普遍危機”的定義很不明確，而在情況復雜的德國，所謂“普遍危機”是以獨特雜亂的形式呈現的。1618年到1648年的矛盾產生於神聖羅馬帝國內部以及歐洲國家之間，這一時期被稱為“三十年戰爭”。這些矛盾包括帝國內部的宗教紛爭、領地人民反抗封建領主的起義、封建諸侯對王權的抵抗，以及那些在德意志土地上作戰並卷入這些矛盾中的其他國家之間的爭鬥。其中有西班牙和荷蘭之間的沖突，還有瑞典和波蘭、法國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間的矛盾。三十年的戰亂極大地影響了德國的經濟與社會，最終在1648年達成的和約更是奠定了德國歷史的格局，並對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圖8 對驅魔及獵巫（女巫和她的兩個助手）方法的詳細描繪。沃爾芬比特爾的奧古斯特大公圖書館傳單收藏室藏。

三十年戰爭的爆發部分源於《奧格斯堡和約》留下的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如沒有承認加爾文教派、教產留置的問題，部分源於和約達成後的發展。矛盾繼續爆發，比如1583—1588年的科隆戰爭，成功叫停了天主教領地改信新教的進程。這次戰爭非常重要，因為它阻止了科隆成為一個擁有投票權的新教領地，讓新教皇帝的繼任成為可能。這一時期，宗教政治黨派形成了。雖然選帝侯在一些特定的議題上會擱置宗教的爭議，比如在反抗土耳其人入侵的威脅上，但總體來說，帝國的各項機構還是逐漸分崩離析。在查理五世駕崩後，哈布斯堡王朝的帝王更加狹隘地關注自己國家和家族內部的事務，而對帝國事務則漸漸失去了控制。1608年，帝國議會土崩瓦解，既未對土耳其戰爭的收稅進行表決，也未解決任何宗教議題。新教信徒離開議會，成立了新教聯盟（the Protestant Union）。第二年，天主教聯盟（the Catholic League）也成立了，由耶穌會出身的、巴伐利亞的馬西米利安（Maximilian）領導。於是，這兩個宗教軍事力量的介入讓地方沖突轉化為大範圍的矛盾。於利希—克裏維斯繼承戰爭（the War of the Jülich-Cleves Succession，1609—1614）就體現了這一點。當爭議解決後，其中一位獲得了天主教聯盟的支持，另一位勃蘭登堡的約翰·西吉斯蒙德（John Sigismund）於1613年改信了加爾文教派，得到荷蘭和英格蘭宮廷的支持。

1618年5月的“布拉格擲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 of Prague，刻意模仿兩個世紀前導致胡斯戰爭的擲出窗外事件）一般被認為是三十年戰爭的導火索。哈布斯堡皇帝魯道夫二世為爭取貴族支持以對抗他的弟弟馬蒂亞斯（Matthias），於1609年簽署了《大詔書》（Letter of Majesty），波希米亞的新教貴族從此享有一定的宗教和政治自由。馬蒂亞斯在1612年繼任成為皇帝，但一直無子嗣，於是下一任皇帝的繼任便引起了爭議。1617年，奧地利的斐迪南大公成為波希米亞國王。他是耶穌會出身的狂熱天主教徒，因波希米亞國王手握一張選票而讓他夢寐以求。他還渴望成為皇帝，雖然西班牙人並不同意。斐迪南當上波希米亞國王後，削減了波希米亞貴族的政治和宗教特權。在布拉格的大型抗議會上，人們指派代表到王宮遞交請願書。然而，由於談判激烈，斐迪南的帝國大臣馬丁尼茨（Martinitz）和斯洛瓦塔（Slovata）與他們的書記官一起被憤怒的波希米亞人扔出了窗外，因此這次事件被稱為“擲出窗外事件”。天主教的記錄寫道，聖母瑪利亞為馬丁尼茨說情，用她的披風將他輕輕地放在了地上，讓他免除了“所有傷害，雖然他的身體已經發福了”；而新教的版本則更平實地寫道，最終他們都落到了糞堆上。波希米亞各地區於是呼籲其他地區的新教徒加入，開始了三十年戰爭的第一場沖突，即波希米亞起義。加爾文教派的普法爾茨選帝侯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加入了他們的陣營（與英格蘭的詹姆斯一世的女兒成婚），波希米亞人將他選為國王。他只當了一個季度的國王，因此被叫做“冬王”。1619年，費迪南不出預料地被選為皇帝，即費迪南二世。他集結了一個強大的天主教聯盟，包括巴伐利亞的馬西米利安以及西班牙和波蘭。天主教聯盟的軍事領袖蒂利將軍（General Tilly）在1620年的白山戰役（白山在布拉格以西）中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腓特烈五世匆忙逃跑。波希米亞的新教徒反抗者於是被沒收了領地，許多人不僅失去了財產，還失去了性命。哈布斯堡重新任命了大量效忠於王朝的貴族，而一些貴族則被命令改信天主教，雖然這一過程十分艱難。後來的幾十年內，新教轉為地下活動，讓農民偷偷改信，這些農民又成為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耶穌會運動的主要宣傳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