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宗教改革時期的德國

天主教派對1555年的形勢極為不滿。在特倫托宗教會議（1545—1563）後，一支革新的天主教教派試圖東山再起。這個教派被稱為耶穌會，它由西班牙人聖依納爵·羅耀拉建立，在德意志境內積極傳教，開辦學校、神學院和大學，還打入各國的宮廷。維也納的方濟嘉布道會也同樣積極。奧地利和巴伐利亞是反宗教改革的中心，政府試圖壓制德國南部和奧地利貴族的新教傾向。同時，新教內部也完全沒有統一，在所謂的“第二次宗教改革”中產生了許多分歧。從普法爾茨伯爵和勃蘭登堡公園領主、黑森—卡塞爾公國的領主先後改信加爾文教派開始，加爾文教派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變得尤其重要。在馬丁·比塞（Martin Bucer）的影響下，斯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與眾不同。而在其他地方，路德教、梅蘭希通教派等各種教派的分歧仍持續存在。

16世紀末在所有的領地裏，不管其人民的宗教信仰如何，宗教成了與鄰區在文化上劃清界限的工具。政府對個人行為準則的控制日益增強，同時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來改善人民的福利，包括改善教育、幫助窮人，逐漸形成社會準則、降低私生率，並對男女關系做出了規定。教會守則和神職人員參與的家庭訪問顯然是社會管控的有效手段。宗教分歧同時促進了教育的主動性，因此有了建立大學的第二波浪潮。在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以北約五十英裏處的英格施達特（Ingolstadt）設立了一所重要的耶穌會學校；新教建立了馬爾堡大學（1529）、柯尼斯堡大學（1544）等；天主教也不甘示弱地建立了維爾茨堡大學、薩爾茨堡大學等。這些學校不僅為政府的行政機構培養世俗官僚，同時也培養神職人員、神學家和其他領域的學者。當時的教育普遍是死記硬背，雖然宗教改革也促進了基礎教育的發展，但對普及讀寫能力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16世紀德國經濟和社會的改變滲透到了方方面面。總體來說，德國經濟處於擴張時期。海外探索，尤其是美洲大陸的開放，不僅意味著大量貴金屬的湧入（尤其是銀）和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也意味著國際經濟關系的改變。歐洲貿易開始轉向大西洋沿岸，英國成為海上霸主，西班牙和法國的地位也逐漸上升。歐洲經濟越來越多元化，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關系不斷變化，中心與邊緣也持續改變。德國波羅的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和內陸貿易沿線城市的地位開始下降。16世紀末，中世紀晚期被城墻包圍的許多德國城市的面積開始縮小。城市地位的下降一部分是經濟原因，一部分是政治原因。谷物價格的上升擡高了土地貴族的地位，同時城市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地位卻下降了。在東部的殖民地區，許多貴族買下農民，甚至村莊，成為擁有大片土地和附屬農民的地主。尤其是在德國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區，城市的地位遠遠不如封建領主。在經歷了中世紀時期經濟、政治、文化和知識層面的繁盛之後，16世紀晚期的許多德國城市開始變得陳腐排外。當然也有例外，例如著名的貿易城市漢堡。

16世紀中期以後，德國人口的增長陷入了停滯的狀態。16世紀90年代出現了經濟蕭條，接下來的17世紀的前二十年，歐洲經濟整體衰退。16世紀晚期，德國內部的社會和經濟矛盾不斷，再次出現了農民起義和城市動亂，以至於17世紀早期歐洲人普遍認為會有戰爭爆發，因此他們開始籌備軍隊，建起堅固的城墻。曼海姆就是在1606年作為選帝侯的軍事堡壘而建的。17世紀早期，太陽輻射量減少，地球平均溫度也隨之降低。在這所謂的“小冰河期”中，糧食的種植季節縮短，農作物產量下降。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hel）畫作中冰冷的冬天極好地刻畫了這一景象。饑餓、赤貧甚至是殺嬰行為都很常見，猶太人也遭到了集體迫害。不管是否還有其他原因，這些社會矛盾可能也導致了16世紀至17世紀早期的獵巫運動。女人成為包括盜竊、作物失收、牲畜和人類疾病等所有問題的替罪羊，同時也是性幻想和性偏見的對象。在精神文化層面上，這個時期有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和約翰內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在天文學上的巨大成就（他們都在布拉格的帝國法庭任職），還有對煉金術深信不疑。所謂的“現代性”在宗教改革時期並不多見，相反，更多的是對20世紀的人們來說非常陌生的事物。

圖7 《猶太狙擊手與金融家》。惡性通貨膨脹時期，報紙以大幅版面批評猶太人的貪婪。“去掉邊角”（Kippen）是當時的慣例，剪下錢幣的邊緣，用這些邊角料制作更多錢幣。最後，錢幣必須以重量計，而不以數量計。144個正常尺寸的便士重一磅。（Augsburg: Elias Wellhofer, 1654）。沃爾芬比特爾的奧古斯特大公圖書館傳單收藏室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