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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克利夫頓·丹尼爾1937年向《紐約時報》求職時，它是一家正在緩慢轉變的報紙。阿道夫·奧克斯去世兩年了，盡管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引入了變革因素，但一切都在漸進地平靜地進行，希望避免給人以印象認為《紐約時報》正在改變奧克斯為它制定的路線。1937年的平日版一份銷售兩美分，準備再漲一美分，它的發行量在歷史上第一次達到了50萬份以上，星期天版幾乎到了77萬份。這一時期這家報紙的形象，它的頭版構成和設計，同27年後丹尼爾成為它的主編時的情況沒有根本的不同，第一版圖片仍然是很少的。奧克斯喜歡它的這種樣子，只有當一個非常特殊的新聞事件需要有當事者的照片時他才會發慈悲地配照片。如林白在他1927年飛行後的頭版兩欄照片，羅斯福在1932年贏得總統選舉勝利後的兩欄照片，紐約新當選州長赫伯特·H.萊曼的一欄照片，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1934年去世時的兩欄照片，但他的繼承者阿道夫·希特勒沒有照片。阿道夫·奧克斯1935年去世時有四欄照片。

正如後來的報紙版面所顯示的，蘇茲貝格喜歡照片，但他利用了微妙的時機引入自己的口味，以致很少有讀者會注意到這種從奧克斯時代向蘇茲貝格時代的轉變。蘇茲貝格1937年做了一項驚人之舉，奧克斯如果活著無疑會反對：蘇茲貝格任命了一位叫安妮·奧黑爾·麥考密克的女人負責國際專欄。也許在奧克斯看來，沒有什麽事情比在《紐約時報》任命一位女專欄主任更大了。麥考密克夫人自1921年以來以歐洲自由作家的身份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她的報道之清晰，見解之深刻，不僅給蘇茲貝格，而且也給當時領導《紐約時報》的三位主編範安達、伯査爾和詹姆斯留下了很好印象。他們都意識到，她是歐洲第一個注意到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興起的記者，並報道過它年輕的代言人——爾後《時報》稱之為“墨索裏尼教授”。所以，蘇茲貝格絕對無法拒絕他的顧問或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要求，伊菲吉妮曾禮貌地悲嘆她父親關於女性權威的許多維多利亞式的保守觀點。蘇茲貝格於1937年任命了麥考密克在歐洲的重要職位——因為《紐約時報》要為似乎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戰建立駐外記者隊伍。

這是1937年的大新聞——不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而是即將發生的事情。不同於國家的多數報紙，《紐約時報》正在為之做準備。漢森·鮑德溫當時開始了他作為報社軍事記者的生涯，於1937年被派到歐洲，了解他所能了解的關於歐洲軍事狀況的一切。赫伯特·馬修斯1937年報道了西班牙的內戰，並在《紐約時報》和一本書中寫道，西班牙內戰是後來一個更大沖突的預演。在一篇發自西班牙的評論中，他警告說：“你們這些沿著百老匯大道散步的人，自鳴得意地以為戰爭離和平的美國是多麽遙遠。某一天你們也將感覺到戰爭拍到了你們的肩上，你們將會聽到號召……戰爭是一只長長的臂膀，它將伸向我們每一個人。”

馬修斯寫這段話的時候36歲。他個頭高高的，很瘦，很嚴肅，是個學者式的人物。他是但丁的研究者，有一副瘦削的苦行僧的面孔和一雙悲哀的黑眼睛。他對於世界和他在世界上的位置持一種浪漫的、宿命論式的態度。他既十分迷戀戰爭英雄，也非常關心戰爭的犧牲品，這種興趣，連同他的歷史感和偽善，使他的報道有了一種引人入勝的和令人難忘的層面和棱角。他不是一個記者式的記者，而是一個作家式的記者。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他從保皇派方面來報道它，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文學左派及其他人的很高評價，因為他們都鄙視佛朗哥。馬修斯的一位朋友——海明威，稱他是“最直率、最有能力和最勇敢的記者，一個憔悴的真誠的燈塔”。但在紐約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前線，馬修斯同時又被叫作共產主義者。一年前，1936年，馬修斯是埃塞俄比亞戰役期間始終站在意大利這邊的唯一一個記者，《紐約時報》的許多讀者都把他稱為法西斯主義者。在赫伯特·馬修斯的神秘變化過程中有某種東西能夠激活讀者，引起他們過分地稱贊或蔑視。不像許多記者，馬修斯沒有用官方版本安全地處理事情，也許只有《紐約時報》能把這個長期以來總引起爭議的人物吸收到它的隊伍裏。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在克利夫頓作為主編期間，在馬修斯關於卡斯特羅的古巴的報道再一次激起全國的關注之後，就出現了《紐約時報》能夠承擔多少責任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紐約時報》的等級結構會開除馬修斯，他太重要了，而且還有其他的辦法。在1937年，赫伯特·馬修斯是《紐約時報》令人激動的年輕人中的一員，如果說這對他的上級是一種考驗的話，那麽對他的下級則是一種激勵。他發自西班牙的報道是戲劇性的，他對它的後果的見解是有預見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