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與帖木兒王朝關系史研究》序（第3/3頁）

雖然西方學者對帖木兒王朝的歷史研究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但他們並不熟悉有關它與明朝往來的漢文史料。即便是懂漢文、且在研究明與帖木兒王朝史上有建樹的學者，一般所能使用的漢文史料，也主要局限於有關陳誠西使的資料幾部相對較為集中的文獻。對漢文史料進行系統性爬梳和文獻學研究，在境外基本尚未開始。而記載明與西域陸路往來的漢文文獻勘稱豐富。其中相對集中者有：除陳誠《西使記》之外，尚有《明實錄》的相應部分、鄭曉《皇明四夷考》、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羅曰褧《鹹賓錄》、茅瑞徵《皇明象胥錄》、王宗載《四夷館考》、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楊一葵《裔乘》，查繼佐《罪惟錄》、程百二《方輿勝略》及清初所修《明史·西域傳》。查檢過上述資料的學者都發現，各書內容互相重復之處甚多，孰為源，孰為流，從未有學者專門加以討論。

張文德1997年入南京大學歷史系進修西域史，次年考取博士研究生，開始攻讀博士學位。

考慮到國內外的研究現狀和自身的條件，根據自己的知識積累與學術興趣，張文德在中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優長之處，以漢文史料為中心，決定以理清明代漢文史料中有關西域記載的源流問題為主要關注方向。張文德在經過大量閱讀之後，逐漸將自己的興趣集中於明與帖木兒王朝交往的漢文史料問題上，深入系統地進行探討，在明與帖木兒王朝關系史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實踐證明，他的選擇應當說是一條正確的途徑。

除案前這部專著外，張文德還著有《中亞蘇非主義史》（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及數十篇論文，其中重要者有《論伊斯蘭教對中亞帖木兒王朝的影響》、《王宗載及其〈四夷館考〉》、《中亞帖木兒王朝的來華使臣》等。其研究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學術界也產生影響。德國學者廉亞明（Rslph Kauz）在撰寫學術專著《明與帖木兒王朝的政治與商業往來——中古時代晚期的中國、伊朗與中亞》時（注：Ralph Kauz，Politik und Handel zwischen Ming und Timuriden-China，Iran un Zentralasien im Spätmittelater，Reichert verlag，Wiesbaden，2005.參見第288頁。），就參考了張文德的論文《〈明史·西域傳〉黑婁考》（注：載《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第25—33頁。）、《〈明史·西域傳·撒馬兒罕〉辨誤》（注：載《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94—96頁。）、《〈明史·西傳·失剌思〉考》（注：載葉奕良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56—267頁。）及其博士論文《明與帖木兒朝交往史研究——以漢文史料為中心》等。

當前學風普遍浮躁，有相當—部分人過於追求“短平快”。近見《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刊有復旦大學劉卓所撰《哈烈國與明朝關系述略》。該文無論從史料範圍，還是前人研究的搜求上看，都是一篇急就章。其實《西域研究》曾經刊出過張文德幾篇同一領域頗有新見的論文。同一份學刊在短短幾年出現的這樣的差別使人很難理解。相形之下，張文德靜心讀書，認真思考，使人感受到學術後繼有望。

張文德的短處在於對伊斯蘭史料的掌握不足，這也是我國伊斯蘭時代內陸亞洲研究與西方發達同家的主要差距。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本專著是我國近年來在伊斯蘭時代內陸亞洲史研究的重要學術成果，它的出版定會促進國內外這一領域研究的發展。我也相信張文德教授今後會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2006年7月10日於南京大學

［學張文德：《明與帖木兒王朝關系史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