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桂芳口述

時 間：2004年1月16日

地 點：北京市海澱區太舟塢頤陽山水居周桂芳家

訪談者：定宜莊

[訪談者按]在前面劉子揚先生的口述中提到，通惠河自大通橋至通州之間設閘門五道，其中第四道叫花兒閘，周桂芳女士的祖上，就是從山東沿運河到花兒閘，並在那裏定居下來的。花兒閘的小金魚，過去在京城中很是有名。不過從周女士的父親一輩起，又離開花兒閘西遷，最終定居在海澱區西苑到頤和園之間那片水域，仍以養魚捕魚賣魚為生，亦可知當時這一帶有著何等樣的自然生態環境。

周家大概是本書的訪談者中最貧窮的一家了。尤其是在日軍侵占北京時期。這篇口述重點講述的問題有三：一是她這種窮人家孩子為生活所做的掙紮；二是日軍占領時期疫病流行的狀況；三則是她以及她所在的西苑街道1949年以後的經歷。而尤以第一個問題講述得最為生動具體。

周女士稱自己是“男性”，她是非分明，性格中有一種飽經磨礪之後的剛強和粗豪，即使她一再說自己已經“看破紅塵”，給人的感覺也只是拿得起放得下，而不是消沉。這在本書所有女性的口述中獨樹一幟。總之，在我為北京女性所做的大量口述中，無論她們屬於哪個民族，都以爽朗潑辣能幹者居多，而鮮見溫柔婉約者，這確實不是因為我專好這樣的女性而有意挑選的，而是很可能反映出了北京女人的某種共性。

高淑瑞(右一)與周桂芳(中)(定宜莊攝於2005年)

1.從朝陽到西苑

周桂芳(以下簡稱周)：我是1936年生人。2月1號的生日，陽歷。周歲六十七了。

定：您是什麽時候住到西苑的？

周：我什麽時候住西苑？我是這兒生這兒長。我跟您說，原來，我的爺爺奶奶是朝陽的。我父親他們都是北京，都是朝陽生的，(我父親)16歲到西苑。我父親1969年死的，是78歲，現在活著多大歲數了？他們祖上是山東的，根兒是山東的。我們是漢族。

定：你們家老根兒是山東什麽地方？什麽時候去的朝陽知道嗎？

周：那我倒查不著了。我爺爺是打魚那麽過來的，就是很小的時候別人帶過來的。過去不是有個什麽道，就是拉河船知道吧？

定：不知道，您講詳細點。

周：水運道，運河啊，冬天要是凍冰，要運輸不是得使人拉麽，人拉，那叫河船。運輸哪，運人哪，都是拉，拉纖似的，冬天那是。夏天就打魚撈蝦，到河床子撈螺螄啊，撈鱔魚啊，撈螃蟹啊，都是在運河，那會兒打魚摸蝦哪兒都去。我爺爺那會兒拉河船，從通縣拉到建國門，往這拉過……

富強爸注194：這個我知道，就是拉纖，我也拉過。就這麽一塊板，底下兩個沿兒，拴上繩。解放以後我還拉過煙草子。

周：反正您現在到朝陽，您要打聽高碑店花兒閘，花兒閘找周家，賣魚的、養魚的，都是我們本家，姓周的都是我們本家。原來我父親他們老哥兒們多呀，而且來的時候就是本家跟本家。因為那邊都是坑啊，家家那會兒都是魚坑，花兒閘嘛，花兒閘上邊都是魚坑，河西嘍，河東嘍。像我們沒出五服的親戚，西菜園子的，我們叫二爺，那會兒我父親他們家就有二畝地，種莊稼幹什麽，不夠就給他們打工去，扛活兒，就是給他們養金魚去，都有棚啊，都是個人的，都是親戚。都是那紅金魚啊，養啊，到時候就到北京賣金魚。那會兒北京城賣金魚的都是朝陽的，高碑店的。注195

定：都是養的小金魚兒？

周：對，就是觀賞的。那會兒的金魚沒現在的好看。就一個尾兒，很少有那個尾多的，最後發展起來龍井什麽的，那會兒就是紅金魚。種類也不多，就是一種，黑的，紅的。我父親16歲就賣金魚兒，到鼓樓啊，就“小啊小金魚喂——”，吆喝那個。

賣小金魚的

定：你們家還有2畝地？

周：對，還有3間土房。那是我爺爺那會兒。我爺爺他們是哥兒倆，我這個二爺，他沒結婚。

定：多大沒結婚？

周：歲數不小了，你想都有我了，我爺爺那會兒就沒了，他(二爺)起碼也有50多歲了。他有點斜眼兒，就是眼睛有點斜，叫老斜，我老聽他們叫他老斜頭，斜頭。他也沒什麽專長，就能種莊稼，幹累活兒。家裏再窮，那誰跟呢？沒有。我們那會兒也困難。我爺爺沒了，我奶奶一天打柴火，你看這小叔子，又沒地方住，又沒吃的，也是。所以生活所迫，自個兒做工去吧，也是找出路。結果讓日本(人)抓勞工抓走了，抓勞工嘛，那會兒不管你什麽，是男的就抓唄。帶到哪兒去就不知道了，據說掉到白灰池裏燒死了，我聽我父親這麽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