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桂芳口述（第4/8頁）

我爸爸這一輩子剛強，窮有窮志氣。他愛玩牌，他不會，輸了，輸了怎麽辦？家裏養一豬，這豬一宰我媽就哭，怎麽也舍不得，結果還是給人家還賬了。我爸說了，人死了不能賴賬，是一根草根，不能拿。

1969年我父親死的，就得了癡呆吧。正是“文化大革命”後期，借的棺材，借的我們老幹爹的棺材。回老家埋的，就朝陽高碑店。

定：你們還認為那兒是你們的老家？

周：啊，我們那兒不是有親戚嗎？我不用去，打一個電話，親戚本家啊召集了給打一坑，後來到我媽這兒也是，不願意燒，也是埋的。那兒離火車道近，現在都平了，找都找不著。但是他們的要求我們達到了，他們的意願，不願意燒啊，願意回老家並骨啊。

4.三生三死

周：原來我們哥兒倆，姐兒五個。哥兒倆都死了，到解放的時候就剩姐兒仨了。沒解放之前，一個月就死兩口。我大姐是17(歲)，本來要結婚了，都放大定注200了，是給我表哥，姑做婆啊，出天花，3天就死了。我二姐怎麽死的？按現在說就是腎炎，渾身都胖(ｐāｎｇ)了，不是16(歲)就是15歲。一個月死倆，我媽哭得後來眼睛就不行了。日本(人)進中國，扔炸彈，我哥哥跑啊，跑就摔了，起那兒就死了，不是炸的。他比我大得多，要活著得80多歲了。我那個小哥哥四五歲就死了。我三姐七十三了，比我大6歲，她是中關村醫院口腔科的，退休了。我是老四。還一老五，屬兔的。老五怎麽死的呢？她15歲的時候得的肺病，沒錢治啊，那會兒打一支油西林就兩塊錢。後來政府照顧，送到溫泉三療(第三療養院)。住院吃藥到死，一分錢沒用我們花錢。她1969年死的，死的時候21歲，就埋到中直機關南邊那兒。那倆姐姐埋到圓明園那邊，西苑商場知道吧，後頭就是。我哥哥我姐姐都埋那兒了。

定：您小時候讀過書嗎？

周：小時候我念過幾天書。這還有一個說法呢：“短期小學，煤核大爺，早起打粥，晚上上學。”就是原來編的這麽一個順口溜。你琢磨這意思呀，就是撿煤核的這位大爺，就是說你呀，是撿煤核的，窮啊，你能上得了真正的學校嗎？上學校交不起學費您就甭上了，就這麽哩哩啦啦地上了點兒，今兒去明兒不去的，沒錢哪。

定：您撿過煤核嗎？

周：撿過啊，撿煤核。我們家不用買煤燒，都靠撿煤核。明兒您問我姐姐，有那機關哪，就人家倒煤灰哪，機關的廚房扒那爐灶灰，到那兒扒拉去。冬天打柴火，今兒說刮大風了，夜裏起來，背上那麻袋，摟柴火摟樹葉去。打粥，青龍橋過那橋路南往南一拐，在那兒打粥。

要不說呢，我那會兒苦力啊，什麽沒幹過啊。到頤和園那兒拉冰，拉一筐冰給一銅板兒。還給人賣大碗茶去；扛大個兒去；起菱角秧子去，菱角秧子兩頭尖哪，起下來好栽呀；到菜園子給人家薅草去，一天5斤老玉米豆兒；給蘇家起稻苗，頤和園外頭都是稻地呀，他們那兒三大戶，蘇家，譚家，葛家。給張廣伍看孩子，一大的一小的，抱著一孩子，還得挑三挑水。在街上給人挑水。給519軍隊賣貨去，還讓人打一回，就是大耳刮子。

養豬得掐豬菜啊，一早上就掐豬菜去，到河裏洗去，過水一會兒，那葉就支棱起來了，洗完把衣服褲子擰幹了再回家，怕挨打。開魚床子，起五更，跟著挑(魚)去，哭也不行，哭也得給你打起來；玩也不行，玩讓我爸爸瞅見了大嘴巴就抽過來，打我。我媽沒打過我。我跟高淑瑞的妹妹一塊兒挖野菜去還哭呢，說咱怎麽那麽窮啊。

我的經歷要寫能寫本書我跟你說，我經歷得太多了，三次死我都沒死了。我那年出天花……

定：您這說的是哪年的事？

周：我說的是(一九)四幾年的事。1946年，1947年這個時間。我快8歲了。我們在西苑街裏不是有賣魚的房子嘛，這邊是魚坑，窩棚，我跟我奶奶我們在窩棚住，我爸爸就不讓我們上西苑這邊來，不能(與病人)接觸，可是我們就來了，來了我就躺在一進門的炕上，我爸爸回來就給我一耳刮子，說不讓你來你怎麽來呀，打一耳刮子我就走了，第二天就發燒，就出天花了。你說這是不是傳染的？因為種了花了也沒管事兒。我妹妹也種了，也出了，很輕，我是重。我姐姐的花三天沒出來，死了。注201得了天花日本(人)就給我弄走啦，把我媽把我妹妹都弄走了。

定：把您弄哪兒去了？

周：北京地壇吧。那會兒西苑這街上不讓走，都拉著繩子呢。我們住在窩棚那兒，魚坑那兒，離這街裏頭遠點兒。我奶奶上街裏去了，人家問說你家孩子呢？我奶奶說回老家了，結果(被人告發了)，我奶奶還挨一大嘴巴，“乒”就扇她嘴巴。要不說這漢奸呢，就這麽嚷著：“起來起來快著，穿上衣裳趕緊走！走走走，跟著走！”當時我就挺害怕的，我媽說：“上哪兒呀，這孩子有病了，怎麽走？”“走吧走吧，去給你治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