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魏晉風度（第4/7頁）

這也很清楚，“以形寫神”和“氣韻生動”，作為美學理論和藝術原則之所以會在這一時期被提出，是毫不偶然了。所謂“氣韻生動”就是要求繪畫生動地表現出人的內在精神氣質、格調風度，而不在外在環境、事件、形狀、姿態的如何鋪張描述（兩漢藝術恰恰是這樣，見上章）。謝赫《古畫品錄》評為第一品第一人的陸探微便正是“窮理盡性，事絕言象”的。“以形寫神”當然也是這個意思。顧愷之說，“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即是說，“傳神”要靠人的眼睛，而並不靠人的形體或在幹什麽。眼睛才是靈魂的窗子，至於外在活動只是從屬的和次要的。這種追求人的“氣韻”和“風神”的美學趣味和標準，不正與前述《世說新語》中的人物品評完全一致麽？不正與魏晉玄學對思辨智慧的要求完全一致麽？它們共同體現了這個時代的精神——魏晉風度。

與造型藝術的“氣韻生動”“以形寫神”相當，語言藝術中的“言不盡意”具有同樣意義。這個哲學中的唯心論命題，在文學的審美規律的把握上，卻具有正確和深刻的內涵。所謂“言不盡意”，就是說必須表達出不是概念性的言詞所能窮盡傳達的東西。它本來是講哲學玄理的，所謂“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忘象”（王弼《周易略例》）。言詞和形象都是可窮盡的傳達工具，重要的是通過這些工具去把握領悟那不可窮盡的無限本體、玄理、深意，這也就是上述的“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可見，正如“以形寫神”“氣韻生動”一樣，這裏的美學含義仍在於，要求通過有限的可窮盡的外在的言語形象傳達出、表現出某種無限的、不可窮盡的、常人不可得不能至的“聖人”的內在神情，亦即通過同於常人的五情哀樂去表達出那超乎常人的神明茂如。反過來，也可說是，要求樹立一種表現為靜(性、本體）的具有無限可能性的人格理想，其中蘊涵著動的(情、現象、功能）多樣現實性。後來這種理想就以佛像雕塑為最合適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了（見下章）。“言不盡意”“氣韻生動”“以形寫神”是當時確立而影響久遠的中國藝術—美學原則。它們的出現離不開人的覺醒的這個主題，是這個“人的主題”的具體審美表現。

（二）文的自覺

魯迅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而已集·魏晉風度及藥與酒的關系》)。“為藝術而藝術”是相對於西漢文藝“助人倫成教化”的功利藝術而言。如果說，人的主題是封建前期的文藝新內容，那麽，文的自覺則是它的新形式。兩者的密切適應和結合，形成這一歷史時期各種藝術形式的準則。以曹丕為最早標志，它們確乎是魏晉新風。

魯迅又說：“漢文慢慢壯大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同上）曹丕地位甚高，後來又做了皇帝，極人世之崇榮，應該是實現了人生的最髙理想了吧。然而並不。他依然感到“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帝王將相、富貴功名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夠世代流傳的卻是精神生產的東西。“不假良史之詞，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顯赫一時的皇帝可以湮沒無聞，而華麗優美的詞章卻並不依賴什麽而被人們長久傳誦。可見曹丕所以講求和提倡文章華美，是與他這種對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觀人生觀）相聯系的。文章不朽當然也就是人的不朽，它又正是前述人的主題的具體體現。

這樣，文學及其形式本身，其值價和地位便大不同於兩漢。在漢代，文學實際只是宮廷玩物。司馬相如、東方朔這些專門的語言大師乃是皇帝弄臣，處於“倡優犬馬之間”。那些堂哉皇也的煌煌大賦，不過是歌功頌德、點綴升平，再加上一點所謂“諷喻”之類的尾巴以娛樂皇帝而已。至於繪畫、書法等等，更不必說，這些藝術部類在奴隸制時代更沒有任何獨立的地位。在兩漢，文學與經術沒有分家。《鹽鐵論》裏的“文學”指的是儒生，而賈誼、司馬遷、班固、張衡等人並不是作為文學家而是作為政治家、大臣、史官等等身份而有其地位和名聲的。文的自覺（形式）和人的主題（內容）同是魏晉的產物。

在兩漢，門閥大族累世經學，家法師傳，已是奴隸制下的文化保存者、壟斷者，到他們取得社會政治上的不受皇杈管轄支配的獨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門閥統治後，這些世代沿襲著富貴榮華、什麽也不缺少的貴族們，認為真正有價值有意義能傳之久遠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學表達出來的他們個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從而刻意作文，“為藝術而藝術”，確認詩文具有自身的價值意義，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