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魏晉風度

（一）人的主題

魏晉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重大變化時期。無論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整個意識形態，包括哲學、宗教、文藝等等，都經歷轉折。這是繼先秦之後第二次社會形態的變異所帶來的。戰國秦漢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經濟相對萎縮，東漢以來的莊園經濟日益鞏固和推廣，大量個體小農和大規模的工商奴隸經由不同渠道，變而為束縛在領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極強的農奴或準農奴。與這種標準的自然經濟相適應，分裂割據、各自為政、世代相沿、等級森嚴的門閥士族階級占住了歷史舞台的中心，中國前期封建社會正式揭幕。

社會變遷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現，是占據統治地位的兩漢經學的崩潰。煩瑣、迂腐、荒唐、既無學術效用又無理論價值的讖緯和經術，在時代動亂和農民革命的沖擊下，終於垮台。代之而興的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是一種新的觀念體系。

本文不同意時下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廣泛流行的論調，把這種新的世界觀人生觀以及作為它們理論形態的魏晉玄學，一概說成是腐朽反動的東西。實際上，魏晉恰好是一個哲學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躍，問題提出很多，收獲甚為豐碩的時期。雖然在時間、廣度、規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學所達到的純粹性和深度上，卻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為代表的魏晉玄學，不但遠超煩瑣和迷信的漢儒，而且也勝過清醒和機械的王充。時代畢竟是前進的，這個時代是一個突破數百年的統治意識重新尋找和建立理論思維的解放歷程。

確乎有一個歷程。它開始於東漢末年。被埋沒了近兩百年的王充《論衡》經蔡琰贊賞而流行，標志著理性的一次重新發現。與此同時和稍後，仲長統、王符、徐幹的現實政論，曹操、諸葛亮的法治觀念，劉劭的《人物志》，眾多的佛經翻譯……，從各個方面都一反兩漢，是一股新穎先進的思潮。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壓抑了數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諸家，重新為人們所著重探究。在沒有過多的統制束縛、沒有皇家欽定的標準下，當時文化思想領域比較自由而開放，議論爭辯的風氣相當盛行。正是在這種基礎上，與頌功德、講實用的兩漢經學、文藝相區別，一種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純”哲學產生了；一種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純”文藝產生了。這二者構成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飛躍。哲學上的何晏、王弼，文藝上的三曹、潘阮，書法上的鐘、衛、二王，等等，便是體現這個飛躍，在意識形態各部門內開創真善美新時期的顯赫代表。

那末，從東漢末年到魏晉，這種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新思潮即所謂新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反映在文藝——美學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甚麽呢？

簡單說來，這就是人的覺醒。它恰好成為從奴隸社會逐漸脫身出來的一種歷史前進的音響。在人的活動和觀念完全屈從於神學目的論和讖緯宿命論支配控制下的兩漢時代，是不可能有這種覺醒的。但這種覺醒，卻是通由種種迂回曲折錯綜復雜的途徑而出發、前進和實現。文藝和審美心理比起其他領域，反映得更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詩十九首》以及風格與之極為接近的蘇李詩，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開一代先聲。它們在對日常時世、人事、節候、名利、享樂等等詠嘆中，直抒胸臆，深發感喟。在這種感嘆抒發中，突出的是一種性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傷。它們構成《十九首》一個基本音調：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被鐘嶸推為“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的這些“古詩”中，卻有多少個字用於這種人生無常的慨嘆！如果說一字千斤，那麽這裏就有幾萬斤的沉重吧。它們與友情、離別、相思、懷鄉、行役、命運、勸慰、願望、勉勵……結合揉雜在一起，使這種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歡樂少有，悲傷長多的感喟，愈顯其沉郁和悲涼：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余裏，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裏閭，欲歸道無因。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