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青銅饕餮

（一）獰厲的美

傳說中的夏鑄九鼎，大概是打開青銅時代第一頁的標記。夏文化雖仍在探索中，但河南龍山和二裏頭大概即是。如果采用商文化來自北方說，則這一點則似更能確立。如上章結尾所述，從南（江南、山東）和北（東北），好幾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陶器紋飾都有向銅器紋飾過渡的明顯特征。當然，關於它們是先於銅器還是與青銅同期或更後，仍有許多爭議。不過從總的趨向看，陶器紋飾的美學風格活潑愉快走向沉重神秘，確是走向青銅時代的無可置疑的實證。由黃帝以來，經過堯舜禹的二頭軍長制（軍事民主）到夏代“傳子不傳賢”，中國古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雖然仍在氏族共同體的社會結構基礎之上，但早期宗法制統治秩序（等級制度）在逐漸形成和確立。公社成員逐漸成為各級氏族貴族的變相奴隸，貴族與平民（國人）開始了階級分野。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以“禮”為旗號，以祖先祭祀為核心，具有濃厚宗教性質的巫史文化開始了。它的特征是，原始的全民性的巫術禮儀變為部分統治者所壟斷的社會統治的等級法規，原始社會末期的專職巫師變為統治者階級的宗教政治宰輔。

殷墟甲骨蔔辭，當時每天都要進行占蔔，其中大量的是關於農業方面如“蔔禾”、“蔔年”、“蔔雨”以及戰爭、治病、祭祀等等，這與原始社會巫師的活動基本相同，但這種宗教活動越來越成為維護氏族貴族統治集團、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以至推而廣之，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請示上帝鬼神，來決定行動的吉兇可否。殷墟出土的甲骨記載著關於各種大小活動的占蔔。周代也如此，鐘鼎銘文有明證。《易經》實際上也是蔔筮之書。《尚書·洪範》的下述記載可看作是殷周社會這種活動的典型寫照: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蔔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兇。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兇。

這說明，在所有條件中，“龜從”、“筮從”是最重要的，超過了其他任何方面和因素，包括“帝”、“王”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如果“龜筮共違於人”，就根本不能進行任何活動。掌握龜筮以進行占蔔的僧侶們的地位和權勢，可想而知。他們一部分人實際成了掌管國事的政權操縱者：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鹹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尚書·君奭》）

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伊陟贊言於巫鹹。巫鹹治王家有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史記·殷本紀》）

除了“巫”、“伊”（蔔辭所謂“令多尹”），還有“史”（蔔辭所謂“其令卿史”）。“史”與“巫”、“尹”一樣，也是“知天道”的宗教性政治性的大人物。章太炎認為“士、事、史、吏”等本都是一回事。王國維說，史與事相同，殷墟蔔辭作“卿事”，經傳作“卿士”，其實是相同的。“是卿士本名史也。”“尹”與“史”也是一回事，“尹氏之號本於內史”。“史手執簡形”，又是最早壟斷文字的人物。此外，如蔔、宗、祝等等，都是當時異名而同實的僧侶貴族。

這就是說，與物質勞動同精神勞動的分離與適應，出現了最初的一批思想家，他們就是巫師，是原始社會的精神領袖。也正如馬克思說的，“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真實地這樣想象；它是某種和現存實踐意識不同的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真實的東西而能夠真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在這個階級內部，一部分人是作為該階級的思想家而出現的（他們是這一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們把編造這一階級關於自身的幻想當作謀生的主要泉源）……”中國古代的“巫”、“尹”、“史”正是這樣。他們是殷周統治者階級中一批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們“格於皇天”，“格於上帝”，是僧侶的最初形式。他們在宗教衣裝下，為其本階級的利益考慮未來，出謀劃策，從而好像他們的這種腦力活動是某種與現存實踐意識不同的東西，它不是去想象現存的各種事物，而是能夠真實地想象某種東西，這即是通過神秘詭異的巫術—宗教形式來提出“理想”、預蔔未來，編造關於自身的幻想，把階級的統治說成是上天的旨意。“自古帝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蔔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這也恰好表明，“唐虞以上”的原始社會還不好說，夏、商、周的“建國受命”的建立統治，則總是要依賴這些“巫”、“史”、“尹”來編造、宣傳本階級的幻想和“禎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