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歐洲的外圍：俄羅斯和美洲 （1500～1648年）（第2/4頁）

西歐的影響——政局動蕩

莫斯科公國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權幸存下來的主要原因是新的外國威脅的出現，不過這次不是來自草原遊牧民族，而是來自西歐。西歐的壓力包括兩個方面：軍事—政治和宗教—文化。軍事上，雖然付出了艱辛努力，但伊凡四世已經發現不可避免喪失國土於瑞典和波蘭。伊凡發動立窩尼亞戰爭（1557～1582年），迫切希望把他剛剛贏得的裏海沿岸作為打開波羅的海的門戶。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戰爭使莫斯科公國吃緊，以失敗告終。一代人之後，在“危機時期”，當篡位者統治國家、內部分裂在俄羅斯土地上蔓延時，波蘭—立陶宛開始進攻了。1608年，一支波蘭軍隊占領了莫斯科城，建立了傀儡政權。但是俄羅斯各階層很快便醞釀了趕走外國人的情緒。與此同時，波蘭國內政局動蕩也削弱了其入侵俄羅斯的力量。1613年，入侵者撤退了，莫斯科大教長宣布他兒子米歇爾·羅曼諾夫為沙皇。羅曼諾夫王朝保持俄羅斯皇位直到1917年。

只要俄羅斯的技術和財富遠遠落後於西歐，那麽專制的俄羅斯軍事和政治生存——瑞典在“三十年戰爭”期間分兵於德意志、波蘭關注那場戰爭的結果，這些都有助於此——就仍然岌岌可危。但是，超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深思熟慮且努力彌補這種差距並趕超西歐的措施，都需要訴諸武力。這本身就表明了俄羅斯與西歐組織制度和社會關系方面存在的差異。伊凡四世的特務組織通過參與縱酒狂歡和犯罪而成為專制統治的幫兇，雖然他分封的“服役貴族”也履行西歐官員和軍官對君主履行的同樣職責。此外，在俄羅斯社會底層，農奴正在被固定為小農階層，而當時西歐土地上的農民（與社會的其他階層一起）正在開始既遭受更多個人自由的痛苦，同時也享受更多的個人自由和獨立。

這種發展的原因是非常明顯的。在俄羅斯，沙皇缺乏足夠的現金收入用於支付官吏俸祿和軍隊的軍餉。因此，他不得不通過授予土地的方法來回報他的臣仆。但是沒有農民耕種的土地是沒有用處的。為了防止農民逃亡，因此，通過立法授權地主追捕逃亡農奴似乎是必要的。到1649年，當新法令把以前的法令系統化時，一個理論上非常嚴苛的法律結構就強加於俄羅斯社會了，每個人都被要求保持自己的身份，固定在出生的地方，從事世襲的職業。但俄羅斯社會現實從未符合這種法律條文的規定。逃亡農奴仍然成功地到達邊疆地區，因此，把俄羅斯社會和定居點的邊緣推進到亞洲和烏克蘭。那些碰巧被某些權勢人物看上的人則可能從卑微的出身晉升到官僚系統的上層，但這種情況一直是例外。

西歐的影響——文化變化

與西歐接觸給俄羅斯宗教和文化生活帶來的令人厭惡的後果幾乎與這些軍事—政治磨難一樣棘手。俄羅斯迫切需要激發民族使命感，以便能夠抵禦和削弱西歐顯而易見的財富和技術優勢。

所以，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後，俄羅斯人很快意識到，他們是真正的基督教分支東正教的最後堡壘。但是1565年後，這種自鳴得意的感覺很快就遭到了嚴重的打擊，耶穌會傳教士在波蘭建立分會，迅速戰勝了那裏的新教徒，並致力於把東正教徒重新皈依羅馬教皇管轄之下。與此同時，波蘭—立陶宛國家兼並了俄羅斯西部大片領土，迫使那裏的居民承認基輔的宗教管轄權。因此，1596年，當基輔大主教及其屬下大多數主教接受羅馬教皇對基督教教義的解釋時，莫斯科感到強烈震驚。烏克蘭的或“東儀天主教”的教會被允許仍然使用斯拉夫語舉行禮拜儀式，但是這個事實並不能緩和東正教的沮喪感。

但是有效地反駁耶穌會為羅馬天主教教義辯護的觀點是很困難的。俄羅斯各地教會的著作不完全相同，有些傳抄者和翻譯者的錯訛也蔓延到所有最熟悉的經典內容，即有關聖餐禮儀式的段落之中。只要沒有不友好的批評者把這種異常情況提請他們密切關注，那麽俄羅斯教會人員就會發現，堅持傳統的儀式並沒有什麽困難。但是一旦耶穌會學者指責這種異常的話，那麽東正教俄羅斯自稱獨占基督教正統將如何自圓其說呢？更為糟糕的是，在事實上從過去繼承而來的混亂版本中，真正的基督教真理、可靠的神聖經典段落如何被承認？傳統的學術和俄羅斯教會的虔誠無法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俄羅斯人能退回到一個確鑿的事實：希臘語基督教更加古老，因此，比耶穌會能夠代表的拉丁基督教傳統更加真實可靠。但是，修改俄羅斯的宗教祈禱書以便使它們與希臘模式相符，這本身就是對過去錯訛的不打自招，而這又是俄羅斯教會無法承受的。他們覺得，靈魂得救本身依賴正確的儀式。錯訛，哪怕對最微小的錯訛，都將使整個東正教教義處於危險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