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伊斯蘭教王國及其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共同體 （1500～1700年）

盡管局部和暫時性受到挫折，但是自從穆罕默德在麥地那創建第一個忠實信徒的神聖社團以來，伊斯蘭教王國就傾向於穩定地擴大版圖。這個長期的過程不是在1500年突然到達頂峰的，雖然“遠西”剛剛取得了對海洋的支配地位。相反，印度、東南亞、非洲和歐洲都繼續成為穆斯林擴張的舞台。的確，人們如果估算，數百萬平方英裏的土地或者人數眾多的臣民在1500～1700年間被置於穆斯林統治之下，那麽這兩個世紀就當然應該被認為是整個穆斯林時代最成功的時期。

例如，在印度，來自北部山區的一批批難民和冒險家為穆斯林統治者提供了足夠的戰鬥力量，使他們在1565年最終能夠推翻南部印度重要的獨立印度教國家維賈亞納加爾。到本章論述的時代末期，幾乎整個印度半島都被置於莫臥兒帝國皇帝奧朗則布（1658～1707年在位）的單一主權統治之下。

在東南亞，1513～1526年，沿海穆斯林國家聯合起來，共同推翻了印度教的爪哇帝國。無論這場征服戰爭之前還是之後，商人和四處遊蕩的蘇菲派聖徒成功地傳播了伊斯蘭教，並繼續在東南亞各個港口和沿海地區傳播，甚至遠至菲律賓的棉蘭島和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洲。伊斯蘭教從陸地而非海上對非洲的滲透繼續進行，而且以駱駝商隊取代了船只。在這兩大地區，貿易和市場關系的發展與當地一些人接受伊斯蘭教同步進行，這些人在這種貿易引起的經濟活動中非常活躍。所以，軍事行動和行政管理壓力都常常被用於把鄉村和偏遠地區納入伊斯蘭之列。因此，一系列穆斯林帝國在西非興起——博爾努、摩洛哥、廷巴克圖和索科托，它們對待異教徒的政策類似於近千年之前查理曼在西北歐曾經實施的政策，當時查理曼以武力迫使倔強的薩克森人皈依基督教。

歐洲比印度、非洲或東南亞更好地組織了對伊斯蘭教的抵制。但是穆斯林在歐洲的勢力也是以犧牲基督教為代價而取得的。到1543年，匈牙利大多數領土被置於土耳其人統治之下。從此，直至1683年，邊境戰爭頻仍，但總體趨勢是有利於土耳其人反對波蘭人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在1683～1699年的漫長戰爭期間，奧斯曼帝國第二次圍攻維也納，結果戰敗被迫把大多數匈牙利領土割讓給奧地利，與歐洲人相比，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劣勢暴露無遺。但是奧斯曼帝國的行省繼續增加，直到1699年後很久才在羅馬尼亞確定自己的統治，雖然土耳其只是通過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間接地行使對該地區的權力。

1700年前，伊斯蘭教只在歐亞大陸西部和中部草原地區的確永久性地縮小了領土。俄羅斯以金帳汗國的後繼國家為代價擴張領土，前文已經提到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亞的穆斯林汗國。在更東部的草原地區，伊斯蘭教遭到了同樣沉重的失敗。1550～1650年，西藏喇嘛教（“黃教”）復興，不僅在蒙古地區先發制人，而且在中亞的伊犁河流域取代了伊斯蘭教的地位。

但是，草原地區比較窮困。當貿易商路不再經過草原（改道經過北部的西伯利亞地區的河流，或向南通過海路）時，長期作為伊斯蘭教主要傳播人員的穆斯林商人和聖徒就不再經常在這些地區活動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西藏喇嘛教在草原地區取得的巨大成功應該歸功於穆斯林退出了競爭。

歐洲商業的襲擊

在海上，情況更為復雜。無論在地中海還是在印度洋，西班牙和葡萄牙艦隊不僅向穆斯林海上力量發起挑戰，而且在關鍵性的戰役中都打敗了後者。但是，這兩個伊比利亞國家的海軍資源從未強大到使他們足以把穆斯林船只完全驅趕出大海。因此，地中海的長期海戰在1578年以土耳其控制東地中海的海上霸權而告終，正如1511年競爭開始時一樣。在印度洋，小型輕快的穆斯林船只恢復了他們曾經喪失給葡萄牙的大部分貿易。16世紀末期，葡萄牙甚至決定允許穆斯林船只航行到他們控制的港口，因為他們需要來自港口通行稅的收入。

然而，1600年後，一種新政權開始要求取得海上霸權。荷蘭、英國和法國船只排擠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為印度洋和地中海的主要商人。從短期看，這種變化似乎是穆斯林事業的一個勝利。每個新來者都是通過與穆斯林統治者簽訂特別的條約，建立他們的第一個據點，並且不從事任何基督教傳教活動。這表明政策的一種急劇變化。對葡萄牙和西班牙來說，傳教與貿易是同樣重要的事情，而新來的荷蘭、英國和法國商人則把宗教宣傳活動幾乎拱手留給了穆斯林。

但是從長遠來看，事實證明，與伊比利亞的宗教宣傳相比，新來者的經濟活動是對穆斯林傳統生活方式更強大的溶化劑。畢竟穆斯林的思想被如此有效地封閉，即使最富辯才和伊斯蘭教知識的基督教傳教士，也難以突破，穆罕默德的啟示已經糾正並取代了零散而扭曲的基督教真理。但是穆斯林社會絕非能夠抵禦經濟理性化和市場關系，特別是當歐洲價格革命的影響波及伊斯蘭教王國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