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地理大發現及其世界影響

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裏，綽號“航海家”的葡萄牙亨利王子就為戲劇性的海洋發現航行創造了條件，這些航行為歐洲人打開了全球可居住地區的大門。他所做的就是把能夠得到的最好理論知識與水手和造船技巧的傳統規則聯系起來，以便擴大他的船只適航的範圍。亨利王子希望繞過非洲，與半神話傳說中的基督教徒“教士約翰”聯合起來，從側翼包圍並最終制服伊斯蘭教王國。來自奴隸貿易和其他非洲沿岸掠奪而來的商品利潤有助於支持這個事業，但是這不是關鍵的動機。

導航仍然是不精確的，因為直到滿意的航行計時器發明（1760年）為止，精確確定地球經度（東—西）的方法還未知。緯度（南—北）可以通過找到正午太陽與地平線之間的角度而測量出來。由於擁有一年中每天已知緯度的太陽誤差表，所以赤道南北30英裏之內一名海船船長能夠確定自己的位置，即使利用比較簡陋的觀察儀器。訣竅在於編制準確的表格。亨利王子把這個任務交給一批特選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經過長期計算，他們為葡萄牙的航海船長們提供了必要的信息。通過推測向東或向西航行的距離，探險家能夠繪制非洲沿岸的航海圖，使後來的航海家能夠在深海中航行更遠的距離，而且船只按照精確緯度朝著預定的著陸點航行。例如，1497年，瓦斯科·達·伽馬在不見陸地的情況下航行了97天，但是仍然準確地航行到了好望角，盡管自從9年前巴托羅繆·迪亞斯首次到過後，再也沒有歐洲人光顧過好望角。

達·伽馬的方法與早期所有歐洲海洋航行水手使用的方法相同。他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緯度，這次是好望角，因為迪亞斯在探險航行中已經測量並記錄了它。通過向大西洋深處航行，那裏沒有來自魚群的危險，但多風且風力更強大，達·伽馬安全地到達他意向中的著陸點的緯度，比他沿著海岸航行快捷得多。然後，他調轉船頭向東，直到預想的海岸出現於視線之中。只要船長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緯度，通過離開海岸向北或向南航行到適當之處，然後調轉船頭，沿著適當的緯度線向東或向西航行，直到看見陸地，準確地導入港口，他就非常容易找到目的地。

歐洲的造船業取得了同樣重要的進步。葡萄牙占據了領先地位，增加了桅杆數量，至少較大的中央桅杆上安裝了不止一片船帆。這使水手能夠調整船帆，以適應不同的風向和海浪，使船只更靈活機動，更適於航海。反過來，這促進了更大型船只的建造；但是大型的船只要求更結實的船體。因此，到1500年，強大的龍骨、厚重的船肋材料、雙層橡木船板，使歐洲船只能夠承受船載大炮的沉重後坐力。船體結構較輕的船只，如那些更適於在印度洋等比較平靜水域航行的船只，就不能在船身動搖的情況下使用這種武器射擊。

歐洲造船業的這些發展使海上作戰的通常方式完全過時了。在抵抗200碼之遙發射炮彈就能擊毀敵艦，也能夠靈活機動置敵船於炮彈射程範圍之內的船只時，船體撞擊並登上甲板搏鬥這種早期的標準戰術很少能夠發揮作用。因此，當哥倫布、瓦斯科·達·伽馬、麥哲倫和許多名聲不大但膽子不小的船長為歐洲航海開辟全球海洋時，與其他地區建造的、適於風暴較小水域航行的船只相比，他們為了北大西洋水域航行而建造的船只占有決定性的技術優勢。中國和日本的平底帆船是唯一的競爭對手，但是它們通常沒有可與歐洲船只相媲美的重炮。遠東相對缺少鑄造大炮的金屬，而比較粗陋但規模大得多的冶金業，使歐洲人能夠比遠東造船者通常能承擔更昂貴的裝備。

這些技術因素有助於解釋歐洲人最初沿著海路擴張之迅速。1499年瓦斯科·達·伽馬完成了首次繞過好望角往返印度的航行。10年後，葡萄牙在阿拉伯海的第烏港打敗了人數占優的穆斯林艦隊，從而鞏固了他們在印度洋的海軍優勢。他們還立即在果阿（1510年）、馬六甲（1511年）和霍爾木茲（1515年）等戰略要塞建立了海軍基地。1511～1512年，葡萄牙發動了對“香料群島”的遠征，1513年一名葡萄牙商人到達廣東。32年後，葡萄牙打開了對日本傳教和貿易的大門（1545年），1557年，一個永久性的定居點在中國南部沿海的澳門建立起來。葡萄牙在這裏的擴張把它的競爭對手西班牙帝國遠遠甩在後面，西班牙則於1571年經過墨西哥占據了菲律賓。

至於亞洲文明，1500年歐洲占據的海上優勢的確沒有產生什麽不同。例如，從中華帝國政府角度來看，海上貿易是否落入任何新的蠻夷之手，這無關緊要。對北京來說，東南亞的穆斯林、日本的倭寇和“鷹鉤鼻子”歐洲“南海蠻夷”都是一樣的。在印度，統治者很少關心商業事務，第烏（1509年）慘敗後，他們也沒有團結起來反對葡萄牙人。而穆斯林的貿易船只僅僅是逃避葡萄牙人巡邏船只的追緝，由於遠離母國，所以葡萄牙人的巡邏力量一直是不足的。輕快的小型船只很快幾乎又能像以前一樣從事貿易。對穆斯林商人和船主來說，偶爾被葡萄牙捕獲船只僅僅是不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