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西方的支配地位

公元1500年比其他任何歷史標志都更適合作為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的分界線。在歐洲歷史上，這的確如此，因為宗教改革之後接踵而至的地理大發現給予中世紀歐洲致命一擊，開啟了此後一個半世紀為了取得相當穩定的新思想和行為模式的巨大努力。作為這些努力的結果，1648年以後，歐洲文明的新平衡取得了模糊的定型。1500年也是世界歷史的重要轉折點。歐洲地理大發現使地球上的海洋成為他們進行商業活動和征服的快速通道。他們因此沿著可居住的海岸建立了一種新的文化邊疆，這種新文化邊疆與陸地邊疆的重要性進行競爭，並最終使陸地邊疆黯然失色。在亞洲，許多世紀裏，陸地邊疆一直是農耕民族防止草原遊牧民族入侵的屏障。

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民族都逐漸發現，他們必須進行某些急劇的變革，以阻止歐洲人令人不安的侵擾。西方躍居全球支配地位的確是現代世界歷史的重大主題。

但是，這種變化需要時間才能實現。克裏斯托弗·哥倫布（1492年）、瓦斯科·達·伽馬（1498年）、費迪南·麥哲倫（1519～1522年）橫跨地球的海洋航行整整兩個世紀之後，亞洲的古老文明對歐洲不斷增長的財富和權力所發起的新的海上挑戰仍反應遲鈍。在美洲和亞洲北部不太發達的地區，歐洲的影響更加劇烈。當全球這兩個偉大的地區遇到傳教士的熱情和歐洲先驅的優勢技術時，他們的當地文化萎縮了。因此，歐洲類型的社會從其發源地向東方和西方擴張，甚至滲透到西伯利亞，穿越大西洋到達“新大陸”。

但是1700年後，伊斯蘭教各民族以及亞洲的印度教和佛教發現自己無法回避歐洲人了。這些地區長期被視為神聖的舊制度和習俗再也不能抵制西歐各民族產生的新力量。這個事實在印度、巴爾幹和中東接連被證明，這導致幾乎所有的穆斯林和大多數印度教徒無力面對這個事實。但是直到大約1850年，傳統方式和制度的決定性崩潰才發生，奧斯曼帝國、莫臥兒帝國、大清帝國、日本帝國在短短10年裏相繼瓦解，或者發現自己被迫從熟悉方式的避風港中走出來，以期能夠乞求、借鑒或竊取西方人強大力量的秘訣。

在所有致力於現代化的非西方民族中，這種有意識的現代化（即有選擇的和部分的西方化）仍然占據支配地位。社會變化節奏持續加快，為了達到某些領導集團或黨派制定的目標而管理社會的努力似乎逐年產生效果。

但是1500年後，歐洲歷史分期與世界歷史的基準並不完全吻合。這並不出乎意料，因為正確地說，現代歷史的重大主題就是西方興起並支配世界其他地區，所以歐洲自身發展的連續階段與它對其他民族和遙遠大陸的影響之間有一個時間差。

因此，比較好的辦法是把非西方世界的歷史延伸到1700年，而歐洲內部的歷史則到1648年作為一個時段，當“遠西”擁有了在諸如軍事組織和技術、自然科學和科學探究等方面的優勢時，它就第一次決定性地、明確地挑戰地球上的所有其他文化。1700～1850年的世界歷史也許類似於歐洲的“舊制度”，1648～1789年，當歐洲文明有潛力的經典重組出現於此前的鬥爭和混亂之中時。同樣的道理，1850年後的世界歷史對應於1789年後的歐洲歷史，當工業化和民主化這兩個運動開始使西方的組織制度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並把它們作為不可抵制的力量傳播出去，世界其他文明在1850年後只得向它們折腰。

所以接下來各章按照兩條線索安排：概述1500～1648年歐洲自身的轉變在前，討論1500～1700年世界其他主要地區的發展在後。以下各章是關於歐洲“舊制度”、1648～1789年歐洲社會的殖民擴張，為世界其他地區的第二次旅程搭建了舞台，概述1700～1850年它的發展。我認為這種章節安排的尷尬之處將由下列事實所平衡：它的時間順序不規則正好強調並解釋了早期近代世界歷史的關鍵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