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中世紀歐洲和日本 （1000～1500年）

伊斯蘭教的自我轉型和擴張是1000～1500年間世界歷史中最急劇而顯著的變化。第二個變化，對未來更重要的變化是文明世界的兩端西北歐和日本興起了兩個新文明。

二者都與相臨的更古老而且更復雜的文明有著比較緊密的聯系：日本與中國、西歐與拜占庭。日本和歐洲都表現了鮮明的尚武精神，且這種尚武精神以其他文明民族所未知的方式深入社會各個階層。這賦予他們面對更優雅的鄰居時一定程度的強大力量，使歐洲人和日本人向這些鄰居借鑒他們認為好的東西時，不需要放棄自己的優越感和文化特性。異常的靈活性和增長能力見成效了，大約到1500年，中世紀歐洲和日本的文化和文明風格的許多方面都達到了堪與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相媲美的水平。

中世紀歐洲

到1000年，西北歐的居民擁有人數比較多的騎士階層，他們的武器裝備和訓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軍事力量都具有單騎決鬥的優勢。以重犁為基礎的莊園農業為整個社會提供了充足的經濟支撐。另一個優勢是通過砍伐隨處可見的林地，農業隨時可以擴大。最後，精力充沛和精明能幹的城市居民、繼承了古代精妙神學教義的教會，隨時準備組織和推動經濟和文化生活的進步。

拉丁基督教世界各條邊界的地理擴張最戲劇性地證明了西歐情況的改善。斯堪的納維亞人和西部凱爾特人被有效地融入歐洲社會是一個歷經幾個世紀的過程，但是挪威和冰島（1000年）皈依基督教以及盎格魯-撒克遜騎士入侵威爾士和愛爾蘭（1171年）使最終結果非常明確。在東部，日耳曼騎士征服了易北河以東的廣大領土，並在那裏進行殖民活動；其他人則利用船只航行於波羅的海沿岸，征服了普魯士、立窩尼亞（現代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但是滲透並征服俄羅斯內陸（1241～1244年）的企圖失敗了。波蘭和匈牙利只有通過模仿日耳曼騎士的武器裝備、輸入日耳曼（和猶太）市民以提供基本的手工業者和商業服務，才能抵禦日耳曼的壓力。當然，在此過程中，這些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前哨比以前更牢固地融入了西歐社會。

拉丁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前哨是南部和東部，因為那裏的穆斯林和拜占庭為歐洲文明貢獻了比蠻族人的膽量和落後更多的東西。諾曼人對南部意大利和西西裏的征服（1059～1091年）把以前的拜占庭領土置於教皇和“法蘭克人”的統治之下[1]。基督教徒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長期推進也逐漸逼退了穆斯林的邊界，直到1492年摩爾人在直布羅陀海峽歐洲一邊的最後一個據點格拉納達被收復。這些征服比壯觀的十字軍開赴聖地、愛琴海、北非和埃及要持久得多，盡管十字軍導致歐洲第一批海外帝國的建立。但是，這些帝國在許多世紀裏經歷了盛衰變化，直到其中最後一個威尼斯共和國於1797年隨著威尼斯被拿破侖·波拿巴的征服而滅亡為止。

海外地理擴張伴隨著內部大量鞏固工作同時進行。鞏固活動在各個方面持續下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仍然不足以長期固定歐洲的制度和文化模式。歐洲（較近的西歐）文明異常的變動性的確是它最突出的特點。動蕩的歐洲一旦產生有潛力的“經典”生活方式，正如中世紀第一次發生的那樣，那麽特定的社會秩序和文化的重大苦難就立即被放棄了。經歷一段困難時期後，另一個有潛力的“經典”模式就出現了，但也僅僅經歷了同樣的命運。世界上沒有其他文明以這種方式經歷如此迅速而反復的變化，雖然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日本文化歷史的突然轉向和變化比歐洲經歷的任何事情都更急劇和突然。差異在於日本歷史的重大變化是為了應對其他國家創立的局面，而歐洲人主要是為了應付他們自己制造的尷尬和機遇。

從海洋向商業開放之初就開始的地理逆轉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歐洲和日本歷史近來的不穩定，這種逆轉使文明世界裏從前遙遠而孤立的偏遠地區變得向各種外來海洋影響開放。根深蒂固的差異不僅導致這兩種文明內部出現兩極分化和緊張關系，而且有助於解釋所發生的事件。

歐洲的經濟穩定活動

從大約10世紀初期到14世紀中期，西北歐迅速地開展了清除森林、建立新村莊、在舊耕地周圍擴充新耕地等活動。接著，至少歐洲大陸部分地區，黑死病（1347～1351年）的肆虐，加上不明原因的市場、地租和稅收變化，阻礙甚至逆轉了農業發展。到那時為止，歐洲幾乎所有易開墾的土地都被耕種了。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需要新作物、挖掘溝渠、排幹沼澤，或者其他暫時還未出現的昂貴的技術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