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信息技術：它影響了社會

讀、寫和計算

除了極少數例外之外，人類與所有其他動物不同的是，能夠隨時間推移，通過積累信息、觀念和優良傳統來實現文化進化。早在180萬年前的直立人時期，原始人類也許就有了與現代語言相似的語言，而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現代人類的共同始祖——有可以發出語音的舌骨和也許能分辨出交談語言的發音的內耳。然而，過去15萬年來智人的進化，才代表著這方面的革命。

幾十萬年來，信息的傳輸和儲存完全依賴於語言和記憶。最早的通過實體信息符號進行交流的確鑿無疑的證據，要回溯至將近10萬年前，南非克拉西河1號洞刻有符號的赭石碎片。然而，這類符號不僅極少，也非常簡單，直到大約5萬年前，才在所有發現人類的地方突然普遍起來（至少是依照史前的標準化）。考古學家們通常稱之為“人類意識的大爆炸”。

最早的明確表示數字和話語的符號，於5 000年前較常出現於亞洲西南部，自那以後這些技術就傳遍了全世界。幾乎是理所當然地，我們相對非常清楚自文字和數字產生後的信息技術的歷史，因為每一件從古代留存下來的文件，本質上都是這樣的技術完善和推廣的例證。因此，我們能夠比較詳細地探查到存儲和交流信息的系統是怎樣產生的，獲取信息是怎樣變得越來越容易的，以及各種各樣的技術是怎樣不斷完善的。

存儲和傳播信息的能力對於掌握智力環境至關重要，並且本身就是社會發展這個概念的一個基本的組成部分。然而，盡管人類寫作和計算的自然痕跡有考古證據，但衡量不同技術的應用程度仍是非常困難的。歐洲的一些歷史學家曾勇敢地嘗試估計過去兩三千年有多少人能讀、會寫以及語言水平。計算能力盡管明顯更重要，但得到的關注度不及讀寫能力，但還是有一些極富價值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紀80年代起，語言學家中就有反對量化的聲音，許多歐洲學者認為，歐洲有那麽多種類的語言，計算有多少人能讀、會寫是沒有意義的。這種認識的前半部分（歐洲有許多種類的語言，因此也就有同樣多種類的計算方法）無疑是正確的，但後半部分（計算有多少人具有讀寫能力是無意義的）並非必然。只要我們清楚讀寫和計算的意義是什麽，並且承認其他歷史學家在問其他問題時也許會選擇不同的定義，那麽量化就仍然是必要的手段。至於在人文科學和許多社會科學領域更廣泛的反對量化之聲，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對於要回答什麽問題的質疑之聲。

將信息技術作為社會發展指數的一個特性，需要分別計算下列分數：（1）在特定時間點上，技術在東方和西方的成熟程度；（2）技術的使用範圍。然後將兩個數字相乘，以得出東方和西方信息技術在歷史上的一系列分數。

跟考據戰爭能力的情況一樣，最大的困難不在於前現代時期的證據稀少，而在於20世紀技術成熟度的巨大飛躍，使得公元2000年的信息技術很難與先前時期對比。我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曾指出，摩爾定律稱信息存儲和檢索的成本效益自1950年以來每18個月翻一番，也許意味著公元2000年西方信息技術的分數比1950年高出10億倍還多。公元2000年西方的分數是250分，實際上我們回溯不到1970年時，就已經跌至可衡量的最低分數0.01分了。

我們很多人還記得20世紀70年代的卷盤式磁帶機和有大型主機的計算機，與我們這個文明時代的音樂播放器iPod和平板電腦iPad等相比，那些簡直像是古代的機器；然而假如你認為在人類首次登上月球的那個時代的信息技術太過原始而無法衡量，那也是很荒謬的。計算信息技術的分數要求對不同種類的系統加權，並確認它們之間的變化不是線性的或直接的。文字並沒有替代語言，電話或推特也沒有替代面對面的交談。新的信息技術形式也許最終能完全替代過去幾十萬年來發展的形式，但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而且在計算信息技術的歷史分數時，我們還必須認清復雜的重疊模式。

有多少人會讀、會寫、會計算，他們的技能處於什麽水平，他們使用什麽信息技術，其證據是零散破碎的，也會引發很多不同的解釋；而且還要考慮到時代變遷中不同的人對不同的變革是各有偏好的，這又增加了計算中的主觀性。因此信息技術的分數比另外3項特性爭議更多。

信息技術記分牌

給信息技術分類的困難，要求在計分時采用兩段法。

1.技能。遵照歷史學家們的普遍範例，我將作為研究對象的人群，按照使用他們那個時代的信息技術時的能力，劃分為3個技能水平：初步、中等和充分。同樣遵照標準範例，我在劃分每個類別時都將門檻設得較低。“初步”包括能夠讀和寫名字，或者記錄簡單的數字；“中等”意味著能夠讀或寫簡單的句子，或者用加、減、乘、除來解決基本的問題；“充分”意味著能夠讀或寫更連貫的文章，或使用更高級的數學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