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背後的兩位女性（第3/4頁）

魯迅、許廣平和他們的兒子周海嬰合影

等到周海嬰十五六歲時，朱安開始直接給他寫信，有一次還問他是否有同母親的相片，給她寄來一張，“我是很想你們的”。

但是，直到朱安去世，她也沒有見過周海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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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

之後，許廣平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整理魯迅作品的事業中。1937年4月，她將魯迅1934—1936年的雜文13篇編成《夜記》出版。又以“三閑書屋”的名義自費出版了《魯迅書簡》的影印本及《且介亭雜文末編》等書。11月上海淪陷後，為了保護魯迅的全部遺稿及其他遺物，許廣平留在上海。1938年4月，她又編成了《集外集拾遺》。

留在上海，也給許廣平帶來了麻煩。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美國宣戰。次日，日軍開進上海租界。12月14日淩晨5時，許廣平在寓所被捕，先被關押在北四川路日本憲兵司令部，然後又被轉送到汪偽的特務機關“76號魔窟”。

因為許廣平是魯迅的伴侶，了解熟悉活躍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所以日本人希望從她身上打開缺口，將進步的上海文化名人一網打盡。

在獄中，面對打罵、斷食、拷打甚至電刑等各種折磨，許廣平始終沒有屈服，一字不吐。在關押了76天後，無奈的日本人最終讓內山書店把許廣平保釋了。許廣平曾說：“身體可以死去，靈魂卻要健康地活著。”

與此同時，朱安的生活境遇也不好。

獨守空房侍奉婆婆的朱安，晚年也陷入了窮苦困境。她甚至準備賣掉魯迅的遺稿，這一行為引來了各方的反對。溫順的朱安第一次情緒激動地為自己辯護：

“你們總說要保護魯迅先生的遺產，要保護魯迅先生的遺產，難道我不是魯迅先生的遺產嗎？！”

晚年的朱安

這時候，是許廣平一封封信寫給了她，一筆筆款匯給了她（當時許廣平自己也不寬裕）。

在魯迅去世後，朱安一直拒絕別人的接濟，包括周作人的錢（她知道丈夫與周作人關系不睦，且後來周作人在汪偽政府任職），卻一直樂於接受許廣平匯寄的生活費。朱安也對人說：“許小姐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確是個好人。”

1947年6月29日，69歲的朱安孤獨去世，臨走前身邊沒有一人。

許廣平當時無法赴京，匯錢托朋友為朱安辦了喪事。但是，朱安生前希望葬在魯迅身旁的願望，沒有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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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回到許廣平和朱安。

魯迅去世後3個月，上海文化界同人擬印一本魯迅紀念集，大家認為書中應有一份“魯迅年譜”。當時決定，民國以前由周作人寫，南京和北京時期由魯迅好友許壽裳寫，上海部分由許廣平寫，最後由許壽裳匯總。

許壽裳並不打算回避魯迅的婚姻和愛情生活的史實，但出於禮貌，他先給許廣平寫了一封信：“年譜上與朱女士結婚一層，不可不提，希諒察。”

當時，許壽裳的年譜初稿是這樣寫的：“（民國）前六年，六月回家與山陰朱女士結婚……（民國）十六年，與許廣平女士以愛情相結合，成為伴侶。”

許廣平收到年譜初稿後，馬上將自己寫的一份初稿，寄給當時在北平的許壽裳，並附了一封信：“朱女士的寫出，許先生再三聲明，其實我絕不會那麽小氣量。難道歷史家的眼光，會把陳跡洗去嗎？關於我和魯迅先生的關系，我們以為……彼此間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樣相待，相親相敬，互相信任，就不要有任何俗套。我們不是一切舊的禮教都要打破嗎？”

她並不同意許壽裳好心在初稿裏寫下的“以愛情相結合，成為伴侶”這樣的說法。

在接到許廣平的回信後，許壽裳按照她給的初稿，把年譜改為：“（民國）十六年，與番禺許廣平女士同居。”

新中國成立後，許廣平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此外還擔任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婦委會主任、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等職。許廣平把魯迅著作的出版權上交給當時的國家出版總署，還將魯迅的全部書籍、手稿及其他遺物捐贈給國家有關部門。

在許廣平自己的筆下，也沒有回避朱安。

在朱安去世一年之後，許廣平寫了一篇散文，裏面寫道：“魯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長輩叫她‘安姑’。”

曾智中的《三人行——魯迅與許廣平、朱安》一書中曾這樣評價許廣平寫下的這句話：“世事茫茫，人間滄桑，第一個在作品中為朱安留下姓名的，是許廣平。”

饅頭說

1919年，魯迅在他的文章中這樣寫自己對包辦婚姻的態度：“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