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比秩”的性格、功能與意義

經上章考述，“宦皇帝者”之外的更多“比秩”官職，又擺到了我們面前。從“分等分類”角度觀察它們，能看到什麽呢？能看到那些在“分等”上被置於“比秩”的官職，在“分類”上確實存在特殊性。它們的某些特點與“宦皇帝者”相類，但也不盡相同；它們之所以被置於“比秩”，還有其他原因和考慮。反過來說，“宦皇帝者”雖是滋生“比秩”的溫床，但“比秩”並不僅僅用於“宦皇帝者”，其管理範圍大於“宦皇帝者”。

相關官職為什麽被置於“比秩”，王朝運用“比秩”手段要達到什麽目的，就是本章的討論內容。首先有幾類“比秩”之官具有一個共性：它們不是行政吏員。如“宦皇帝者”和儒學之官，按漢朝的官職分類概念就不屬“吏職”。但也有一些“比秩”之官是承擔行政事務的，例如掾屬，他們就不能說“非吏職”了；相反，他們恰好就是吏職。掾屬之所以列在“比秩”，推測是因為他們由長官自辟。國官之多在“比秩”，多少也有這個原因。那麽，“比秩”又跟任命方式有關了。再就是“軍吏”之為“比秩”了。軍吏與文職雙峰並峙，是王朝又一個不可或缺的職官系統；軍職之在“比秩”，有可能是為了表示其自成系統，並通過“由比秩而正秩”的等級變化關系，來安排其與文官的職類轉換。闡明以上幾種情況之後，人們就能看到，漢代的“比秩”，是一種具有特殊分等分類功能的等級手段。茲分節詳述之。

一　“比秩”諸官的性格——非吏職

對“宦皇帝者”的考察顯示，這是一個行政吏員之外的職類，由於歷史的原因而最初無秩、後來在“比秩”，所以“比秩”是“非吏職”的標志。

“宦皇帝者”是一個從官或侍臣系統。而且還不只是“侍從”，還有軍事功能。它是一支武裝力量，除了宿衛之外也經常投入戰爭。還有政治功能。環侍於皇帝身邊，就有可能由此參與國政。而以“侍從”身份參政，表明當時政治仍有較大的個人性、隨意性和非程序性。還有行政功能。“宦皇帝者”經常被委派各種隨機事務(1)。以吏職承擔日常行政，以散官承擔隨機事務，這是早期帝國行政的一個重要特點，魏晉南北朝猶然，唐朝的散官番上服役也是它的殘留。還有選官功能。“郎從官”又是行政官員的重要來源，“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2)。“由宦而仕”、“先宦後仕”的制度，把“比秩”與正秩聯系起來了，把“非吏”與“吏”聯系起來了。西漢中期以後，郎官的選拔日益制度化了，郎署成了漢廷選官的樞紐。東漢的三署郎官和公府掾屬兩大仕途，構成了帝國選官的最重要渠道。同時散官大夫與職事官的互遷，也更為正規了。

“宦皇帝者”是歷史早期管理吏員的一種方式，安排軍政的一種方式，君臣結合的一種方式。它曾帶有濃厚的君主“私屬”性質，其管理不如“吏”那麽嚴密，選拔、晉升和等級都比較粗糙。

“宦皇帝者”的選拔，曾有任子、貲選，以及從大臣的舍人之中選拔等方式。還有其他很多途徑，如以上書、進言而為之，以特殊技能而為之，等等。這方面學者的考察頗多，不贅述。“宦皇帝者”在本系統內的晉升，在早期也比較粗糙簡單。晉爵是其提升品位的一種方式。這時候爵級與年資、功績有一定關系，但就目前所知，那並不是充分制度化了的，比如，是不定期的。

還可注意的是，漢初郎官有車郎、戶郎、騎郎、陛楯郎、執戟郎、中郎、外郎等眾多名目。細審其命名之規律，主要以職事為別。比起後來的中郎、侍郎、郎中的分級制和晉升制，最初郎官顯然重分類而不重分等，重職位而不重品位。那就是當時“宦皇帝者”尚未充分等級化的一個表現，是組織發展早期的常見現象。那一點也體現在“宦皇帝而知名者”制度上。宦皇帝者是否能成為“顯大夫”，只取決於帝王的歡心；而帝王的歡心如何贏得，“知名”的身份如何確定，我們不得而知，推測也是以意為之，大有“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味道。有個叫張釋之的給孝文皇帝當了十年騎郎，“不得調，無所知名”。後來中郎將袁盎替他說話，才遷了一個謁者(3)。這算一個好例子吧。“吏”的選拔升遷則有規矩繩墨了，而“宦皇帝而知名”那個提法，本身就給人散漫之感。

然而作為皇帝侍從，“宦皇帝者”又有特殊榮耀、特殊待遇。汲黯做過九卿、郡守，老病之時又申請去當中郎(4)，希望能在皇帝身邊呆著。東漢鄧禹家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5)。家族中有多少人曾經“宦皇帝”、當過大夫、郎、謁者，在羅列官爵時被特別揭舉，是門第顯赫的標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