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崇禎朝之用人

崇禎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宋開國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範純仁為相時，始為五十一人。明盛時本無宰相，至中葉以後有相矣，而崇禎中則置相如弈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再論其人格，早年為天啟所遺之閹黨，後來親擢之中，人《奸臣傳》者有溫體仁、周延儒二人。《明史奸臣傳》除馬士英之奸，在北都亡後，其余只有胡惟庸、陳瑛、嚴嵩三人，占二百數十年，十七年獨得奸臣二人，亦極見促亡之效。孫承宗亦有閣臣之名，而從未任閣事，其它未有一擔荷國事者。帝之不任大臣，惟圖自用，姑舉一事為例：劉鴻訓於崇禎元年人閣，《本傳》言：“帝初甚向之，關門兵以缺餉鼓噪，帝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努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指。”又雲：“鴻訓居政府，銳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沖主。’帝聞深銜之，欲寘之死，賴諸大臣力救，乃得稍寬。以改敕書事戍代州，卒戍所。”夫勸發努示恩，損上益下，不失為君子之事君，縱未能從，何致遂以此失指？則帝之吝財，猶有萬歷遺風。聞言己為沖主，即深銜而欲寘之死。自聖至此，又好誅戮大臣，艱危之日，欲以救亡，何可得也？人主虛中求善，來者尚多面諛；示以氣矜，正直之士，自知無幸。後來人閣紛紛，以卑劣之徙為多，而所謂奸臣，則溫體仁久任至歷八年，周延儒亦前後兩任，為其較隆重者。帝謂：“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孰知用此亡國之臣者即鑿然亡國之君也。賢士大夫受杖獲譴相繼，不於其中物色一二以自輔，惟奸庸者登進不已，此用相之大概也。崇禎宰相被戮者薛國觀、周延儒，遣戍者劉鴻訓、錢龍錫，劉、錢尤非其罪。自有閣輔以來，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禎間則再見，豈復有敬大臣之意？

又《喬允升傳》言：“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貞以閹黨抵死，蘇茂相半歲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系，劉之鳳坐議獄論絞，瘐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下刑部瘐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去，劉澤深卒於位，鄭三俊再為尚書，改吏部，範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閑住，胡應台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子庶吉士端並降。”此文又見於《劉之鳳傳》，即所謂《明史》復沓之處。一部如此，他部略可想見。昔之列卿稍有名者，必敘其政績恩遇，崇禎時之大臣，救過不遑，為國之意蓋勘，如之何撥亂而反之正也？

兵部尚書之死於法者，王洽以建州兵始薄京城，下獄瘐死。《史》稱洽“清修伉直，雅負時望。遵化陷，再日始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貸。厥後都城復三被兵，樞臣鹹獲免，人多為洽惜之”。則死固未當其罪也。陳新甲之死，以泄漏款議，對建州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心理，而所據以為罪者，則日戮辱我親藩七，罪又甚於薄城。戰亂所及，藩國被屠，已非兵部專責，不過借此以掩其議款之恥，尤為失刑。

督撫為地方大吏。總督則見《鄭崇儉傳》：“帝自即位以來，誅總督七人：崇儉及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範志完、趙光忭也。”崇儉與張獻忠戰本勝，以楊嗣昌言其撤兵太早，致師敗績，不俟秋決，以五月棄市。福王時，給事中李清言：“崇儉未失一城，喪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崇儉冤始白。趙光忭之戮，世亦以為冤。袁崇煥之中建州反間，已見上。古有謗書盈篋，待功成而後留示其人者。絲毫無知人之明，而視任事之臣如草芥，當彼時會，烏得不亡？巡撫則見《顏繼祖傳》：“終崇禎世，巡撫被戮者十有一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沖、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而河南李仙風被逮自縊不與焉。”國事已非，喪師失律，不盡為所犯之罪，為中樞調度不當，所陷者亦多，事各具本傳，要之為人不自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