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靖難兩疑案之論定

成祖人金川門，建文宮中火起，永樂間修《實錄》，以為帝已焚死。明代無人信之，所傳建文行遁之書，不知凡幾。而清修《明史》時，史館中忽以建文焚死為定論，王鴻緒《史稿》創此說，而《史本紀》較作疑辭。蓋當時館中分兩派，主修建文後紀者為邵遠平，多數不謂然，乃以其稿私印行世，用錢謙益、李清之說。駁正《致身錄》之偽作乃朱彝尊，世以為主建文焚死者為彝尊，其實彝尊特糾《致身錄》之偽，其撰《建文本紀》獨加以疑辭，不與《史稿》同意。今姑置明代野史所言不論，就即《史》及《明實錄》等文證之。

《史·建文紀》：“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後屍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此《紀》據《曝書亭集》，彝尊自言為所撰之稿。當火起至火中出帝屍，乃一瞬間事，既出帝與後之屍矣，明明已知其所終，何以又雲不知所終，且反先言不知所終，而後言出屍於火乎？是明明謂帝已不知所終，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屍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獪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無野竄幸存之理，為絕天下系望崇禎太子之計，即太子復出，亦執定其為偽托，以處光棍之法處之也。此秉筆者之不得已也。

至進《史稿》之王鴻緒，則不作疑詞，且全書之首，冠以《史例議》一冊，專論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證其焚死，且若深有憾於建文，論其遜國之名，亦為有忝，虐殺宗藩，自遭眾棄，勢窮力竭，而後一死了之，何足言遜？鴻緒之意，力尊燕王而已。不知遜國之說，燕王所樂稱，若不言遜國，則將謂帝本不遜而由燕王篡取之乎，抑竟能謂帝以罪伏誅乎？故鴻緒希時旨太過，轉成紕繆。乃錢氏大昕作《萬斯同傳》，竟采此論人萬先生傳，謂先生之論如是，而後建文不出亡之論乃定。此錢氏誤以《史稿》出萬氏手，而以《史例議》為萬氏所著也。其實《史稿》亦經鴻緒以意竄定，並非萬氏原文，鴻緒進《史稿》時，亦未言及萬氏，但直認為己之所作。至《史例議》中有雲“康熙五十九年，歲在庚子，亡友朱竹垞仲孫稼翁攜《竹垞文稿》見貽”雲雲。此語豈萬氏所出，而可認《史例議》為萬氏之說耶？此錢氏之疏也。故謂《建文本紀》為斷定焚死，已非真相也。

《史·姚廣孝傳》：“十六年三月人覲，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歡，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系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人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如果成祖已得帝屍，何必系溥洽以求其蹤跡？若謂溥洽造為其說，則應以妖言罪伏誅，何必假他事以久系之，至十六年而不決？清史館中所倚仗言《致身錄》為偽書者乃錢謙益，而謙益則言帝出亡，為帝削發者即溥洽。此當別有據。清修《明史》時已不免渾言之矣。茲錄錢氏謙益《有學集》文如下：

《有學集·建文年譜序》有雲：“文皇帝之心事，與讓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揚萬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滅於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寧有窮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以還，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國難方新，遺種未殄，必翦滅此，而後即安，張天網以籠之，頓八糸厷以掩之，閉口捕舌，遁將何所？以文皇帝之神聖，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於黔而夕於楚也，胡濙之訪張邋遢，舍人而求諸仙，迂其詞以寬之也；鄭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諸遠，廣其途以安之也；藥燈之詛祝，剃染之借手，彼髠之罪，百倍方、黃，以榮國榻前一語，改參彝而典僧錄，其釋然於溥洽，昭於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終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興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處華夏，服事其聖子神孫，尚論其心事則懵如也。日月常鮮，琬琰如積，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終古，此則可為痛哭者也。何言乎讓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師，禍深喋血，讓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憑仗祖德，依倚民懷，散亡可以收合，蠻夷可以煽動，衛世子之焚台，衛太子之詣闕，誰能惎之？讓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幹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傾動也，以神州赤縣為孤竹之封，以休發壞衣為采藥之遁，耄遜遐荒，自此退耕於野；頭陀乞食，豈曰糊口四方？由是而內治外攘，逾沙軼漠，高皇帝之基業安，祖宗之統緒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寧非讓皇帝之所詒乎？讓皇帝之至德，媲諸泰伯其難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言之不盡矣。”以下言世傳諸錄之作偽非實，而作《建文年譜》之趙士喆亦不過排比諸錄，欲傳二百年未死之人心，非爭竹帛之名等語。文繁不具錄。蓋建文之出亡為真，而諸錄則偽，謙益之分辨了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