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建文朝事之得失（第2/2頁）

《史竊》：“革除元年，禮部左侍郎陳性善上書言事，上悉允行；群臣酌議，復有不便者更之。性善人朝，叩頭言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僭陳上聽，許臣必行，今又更之，所謂為法自戾，無以信於天下矣。高皇帝臨禦三十一年，未嘗聽人一言，犯顏者戮無赦，陛下受言而不終，反不如高皇帝不受之為愈矣。’上曰：‘皇祖天稟神智，群臣莫及，然每人言有理，則亦從之，非愎諫也。朕性愚昧，暗於治理，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敢不受諫。卿言為法自戾，深中朕過，非卿忠讜，朕何以得聞過失？賞絹百匹，以旌直臣。’”

《史·陳性善傳》：“一日帝退朝，獨留性善，賜坐，問治天下要道，手書以進。性善盡所言，悉從之，已，為有司所格。性善進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顧問，既僭塵聖聽，許臣必行，未幾輟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為動容。”以此證《史竊》之說，其事為必有，且互見帝之虛衷。惟《史竊》有高皇帝未嘗聽人一言之語，恐無是理，蓋語氣輕重間失之耳。

帝仁柔樂善，實為守文令主，但英斷不足，所用齊泰、黃子澄固非任當日艱巨之材；即所敬信之方孝孺亦不免迂闊之誚，主張削藩，輕為禍始。然方以古官制、古宮殿門名日夜講求，自命制作，其所以應變之道，多不中窾要。後人特以齊、黃及方皆能死事，正學先生被禍尤酷，百世崇拜其大節，然於事實之得失則不可不知也。

削藩一事，古有明鑒，正學先生以學問名世，何竟不能以古為鑒，避其覆轍！漢初強宗，與明初同，賈誼痛哭而談，未見用於文帝，至景帝時，晁錯建議削藩，遂有吳、楚七國之變，以師武臣力，僅而克之，天下已被塗炭，且禍本未拔。至武帝時，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諸王之國，不削自削。至強藩盡而又無以制異姓之奸，王莽篡漢，諸侯王無一能與抗者，此為別一義。果不主削藩，自當權有無強宗之利害；既主削藩，則賈誼之說、主父偃之謀不可廢也。且當時明明有上此策者，帝甫即位，當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號之日，高巍已言之，帝固不省，齊、黃亦不為意，時方孝孺已至，帝方倚以致太平，倘助巍之說，必可見聽，亦竟不然，此不能不謂帝之暗，亦諸臣之疏也。

《高巍傳》：“惠帝即位，上疏乞歸田裏。未幾，遼州知州王欽應詔辟巍，巍因赴吏部上書論時政，用事者方議削諸王，獨巍與禦史韓郁先後請加恩，略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諸王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上頷之。”頷之者，不置可否耳。觀其削奪日亟，則帝與用事諸臣成見已定，良言不能入也。巍言在洪武三十一年十月，削藩事甫動，亟用其言，朝廷與諸王尚未盡成隙，既隆其禮，又推以分封之恩，違言何自而起？乃數月之間削奪四起，又不敢遽動燕藩，反放遣其三子歸國，以釋其稱兵顧忌之私，此亦謬矣。韓郁疏專言削奪之非，與巍意不同，不錄。

燕師既起，命將北征，瀕行戒之曰：“昔蕭繹舉兵人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甚。’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故燕兵敗時，成祖以身為殿，遇急則以身為諸叛將之盾，官軍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論者以此為帝之仁柔取敗。此尚不足責，仁人之言，於理為長，不當以成敗論。獨惜其既不欲傷恩，何不並善處於未削奪之先而使削奪之事亦無所用之也。後燕既篡，帝之諸弟無一得免，少子文圭甫二歲，幽之鳳陽，至三世以後，英宗朝方出之，年五十七，尚不能辨牛馬，此則所謂“一門之內，自極兵威”，成祖實行之矣。《南史》原作“六門之內”。《通鑒》注：台城六門：大司馬、萬春、東華、西華、太陽、承明六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