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伊拉斯謨

每一本書在寫作中都會出現危機，有時它出現在前50頁，有時則直到手稿快要完成才冒出來。實際上，一本沒有遇到過危機的書，就好比是一個沒有出過天花的孩子，很可能隱藏著什麽問題。

這本書的危機幾分鐘前剛剛出現，因為現在我感到，在1925年寫一本主題是寬容的書籍，似乎顯得很有些荒唐。迄今為止付出的全部勞動看起來都是浪費時光。我本來想把伯裏、萊基、伏爾泰、蒙田、懷特的著作堆起來，用我自己的書籍把它們引燃，一把火燒光。

這該怎樣解釋呢？

原因有很多。首先，一位作者用過長的時間對一個主題冥思苦想，心情必然會感到有些煩躁。其次，是擔心這種書完全沒有實用價值。再次，還擔心這本書會為那些不太寬容的同胞提供素材，讓他們順手從中找出一些事實作為為自己的惡劣行徑辯解的依據。

但是除了這些問題（大多數嚴肅書籍都有這些問題）之外，現在還有一個幾乎無法逾越的困難，那就是“體系”的問題。

一個完整的故事必須有開頭、有結尾。這本書已經開了頭，但是它能有一個結尾嗎？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列舉出一些駭人聽聞的罪行，它們都打著正義和公正的旗號，骨子裏卻是不寬容的結果。

我可以描繪出當專制（不寬容）被擡高為美德時，人類陷入的苦難日子。

我可以對專制進行譴責和嘲弄，直到我的讀者們異口同聲地高聲呼喊：“打倒這該詛咒的東西，讓我們全都變得寬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知道這個令人向往的目標該怎樣達到。從飯後的閑談到如何表演口技，都有各種各樣的書告訴你該怎樣做。上個星期日我讀到一個函授課程的廣告，裏邊有249個科目，這家學院保證把你教得出神入化，而且學費比較低廉。可是至今還沒有人承諾，能用40（或者400）個課時教會你“如何變得寬容”。

就連被人們認為能夠解開很多秘密的歷史，也無法在這種緊急時刻提供幫助。

是的，人們能夠寫出大部頭的學術專著，論述奴隸制、自由貿易、死刑或者哥特式建築的產生和發展，因為這些都是毫無疑問的具體的事實。即使缺乏其他資料，我們至少還可以研究維護這些東西或者反對這些東西的男男女女的生活。從這些出色人物解決問題的方式，從他們的個人習慣、社會交往，從他們對飲食的愛好，對煙草的態度，甚至從他們穿什麽樣的褲子，我們都能夠對他們積極擁護或者強烈痛斥的思想得出某些結論。

但是從來沒有把寬容當成自己事業的人。那些為這項偉大的事業熱情工作的人，他們的寬容之舉也只是偶爾為之罷了。寬容是他們從事其他工作的一種副產品。他們可能是政治家、作家，可能是國王，也可能是醫生或者謙恭的藝術家。國王處理日常事務時，醫生為病人治療時，藝術家制作雕塑時，也許會為寬容說上一兩句好話，但是為寬容而奮鬥並不是他們的終生事業。他們對它感興趣，和喜歡下棋或者拉小提琴一樣。而且因為他們各自屬於某一個群體（設想一下斯賓諾沙、腓特烈大帝、托馬斯·傑斐遜和蒙田是如何能夠成為好朋友的！），所以不可能在他們身上找到從事相同工作的人所具有的共同之處。不論是當兵的人、測繪人員，還是拯救世界免除罪孽的人，都會在性格中有相通的特質。

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很想求助於名言警句。不論碰到什麽進退兩難的困境，總會有一兩句名言警句能夠解決。但是對現在這個問題，《聖經》、莎士比亞、艾薩克·沃爾頓(1)，甚至老貝恩漢姆都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提示。在我的記憶中，喬納森·斯威夫特(2)曾經說過，大多數人從宗教中學會了痛恨別人，而不是熱愛別人。很遺憾，這句金玉良言對解決我們面臨的困難並不能提供什麽幫助。有些人擁有的宗教理念並不比任何人少，卻竭盡全力地痛恨別人；還有些人完全缺乏宗教的慧根，卻對無家可歸的小貓小狗和基督教世界的人們都充滿了慈愛。

盡管如此，我還是要找出自己的答案。經過一番必要的思考（但是還摻雜著一種不確定的感想），我想說一說我以為是正確的東西。

那些為寬容而奮鬥過的人們，不論他們有什麽不同，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信仰中都摻雜著疑慮，他們可能確實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但他們的疑慮決不會達到轉化為絕對信念的程度。

在當前這個超級愛國主義的時代，我們總是滿腔熱情地高喊百分之百地支持這個，百分之百地贊同那個。我們也許很有必要看看大自然給我們的啟迪，它似乎對任何標準化的理想都有一種本能的反感。